坚守信托本源助力谱写第二次发展华章

历经40多年演进历程，信托业在助力我国经济与民生发展的蓝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取得了长足发展。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增速换挡期，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信托业必须因时而为、顺势而变。只有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夯牢“受托人”定位，加速本源回归，守正出新，进一步挖掘、激发和彰显独特的灵活制度优势，才能顺利谱写出第二次发展的曲线华章。

回顾历史可见，我国信托业迸发的蓬勃生机和多年高速发展之势，离不开经济整体上行的契机和制度红利赋予的优势。

首先是经济热土的哺育，为信托业的发展创造了长期有利的环境。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信托业作为弥补银行业不足和金融改革排头兵的重要角色，开启了贴合时代脉搏、一路高歌猛进的进程。2017年，信托业以26.25万亿元的资产管理规模，跃升为仅次于银行业的第二大金融子行业，同时也为实体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量资金（2020年信托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近半数信托资金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市场的一个亮丽角色）。

其次，信托业在2001年以来的“一法两规”及一系列法律、政策加持下，获得更为明确的、坚实的制度红利支撑，为其跨领域进行灵活资产配置注入了独特动力。对信托制度的分析可见，信托已经取得了独特的法律关系和角色定位，有独特的制度安排作为依托，具有独特的使命；在功能定位上，信托也是一个独立的金融业态，具有自己的独特功能（如因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的分离而衍生的财产转移与管理、风险隔离等特殊功能，区别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子行业），为其赢得了极具个性的独特发展意义和现实价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信托业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存在赚快钱思维和粗放式增长特点，使得原本的信托“受托人”定位发生偏离，体现在展业方面，具有信托特色功能定位的财富传承信托（如家族信托）、他益性或公益性信托（如慈善信托）、股权投资类信托、主动管理类信托等业务的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相反，通道类的同业信托、自益类信托、债权融资类信托、被动管理类信托等业务占据了主导地位。围绕新时期实体经济和民生发展，信托的本源优势、更多潜力和生机，并没有深入迸发形成应有的更大社会价值。

过去发展之依托，亦是未来之依托。紧扣我国宏观经济之向、民生美好生活之需，才是信托生存和发展之本。信托虽然是海外舶来品，但自从信托法律制度被引入中国并进入实务运作阶段，就打上了中华烙印、具有了中国特色，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中国式信托”方式运行。我国的信托法情境不同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虽然借鉴了原产地的诸多要素，但必须贴合国情、符合特定发展使命和监管规范，即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安排和社会进步的总体目标。这是包括信托业在内的我国金融业的立足之本、生存之基和发展之源。

《论语》有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紧迫艰巨的转型升级压力，在“十四五”规划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体制改革有待深化。信托业只有坚守本源初心，主动纠偏、顺势而为，才能行稳致远；只有在服务国计民生中彰显自己的社会价值，才能持续做大、做优、做强。

将社会利益和投资者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坚守信托“受托人”定位的基础。“受托人”定位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我国《信托法》明确规定了受托人应具有的资格要求和责任义务，且分析立法意图可见，相关条文亦彰显了受托人在信托关系中的重要性。

《信托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构成的信托关系三方当事人中，受托人的尽责表现如何，直接决定了信托目的的最终达成（效果）。只有受托人尽责，委托人的意愿和受益人的正当利益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首先，要勤勉尽责，不仅对主动管理型业务要履行严格的管理人义务（包括认真尽调保障产品/项目的真实与合规性、审慎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做好投资策略和风险预判等），针对被动管理型业务也不能大意，必须关注项目风险、信息披露、运营管理等潜在隐患。比如，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从而导致受托人利益受损？融资方行为是否存在违规？一味以通道业务为由免责，并不能提升行业风险管理能力，也不能帮助信托公司在法案纠纷中立于有利地位。

其次，要厘清受托人与投资者的合理关系。“卖者尽责”在“买者自负”之先，在前者的前提下，才能利于后者（尤其是利于强化投资者的正确风险观，为行业培育更多合格投资者）。信托业是经营管理风险的金融子行业之一，产品一旦被异化为“保本保收益”的“类银行存款”产品，信托公司将难以维系——风险隐患无法永远消化在内部，尤其是逆经济周期下，受托人如果以刚性兑付代替尽责，“买者自负”的风险意识将难以真正树立起来，整个行业也难以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打破刚兑，势在必行，刻不容缓。当然，信托公司更不能故意隐匿信息，将风险转嫁给投资者。

再次，在战略安排、发展路径和重点业务的选择上，信托公司要始终坚守受托职责，秉承委托人正当意图，以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为主基调和核心，不偏离受托人定位，不能为了股东利益而损害信托财产。一方面，这需要从受托人文化灌溉、公司治理完善、业务流程优化、内控机制与薪酬考评提升、人员道德品行培育与引导等诸多方面，综合平衡好受托人与股东、监管层、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层与经营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需要信托公司充分认识理解受托人的“经济人”逐利本性和外部性——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相较委托人和受益人拥有信息不对称优势，倾向于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效益水平的行动。正是基于此，《信托法》对信托公司的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做出了明确的法理安排，旨在引导受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努力，防范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如隐藏信息、隐藏行动等）。

最后，信托公司要深刻认识到回归信托本源就是回归受托人定位，审视信托本质目的，主动纠偏，切实履行受托人义务，不做违规套利通道，不做失责信用中介，不做异化圈钱（工具）平台，合规经营，加速转型回归本源业务，真正发挥信托的灵活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支持实体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事业中。

目前，在泛资管逐鹿时代，信托与其他竞争主体相比，原有的制度优势被拉平，竞争日趋集中化、白热化。加上严监管持续背景下，信托传统业务的“三驾马车”（通道、地产、政信）不断承压，旧有模式的发展空间被挤压，难以再驱动信托业的快速增长。如何寻找新的路径扩展盈利空间？按照监管引导方向，信托公司可结合自身禀赋，以受托人定位、回归本源理念规划业务转型，在多个层面寻找契合自身特点的经营定位与战略布局。

例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发力证券投资业务不仅能剑指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而且能发挥信托的传统创新经验，是其跨领域资产配置这一灵活制度优势的用武之地和重要舞台。1990年中国资本市场发轫，1991年信托公司即以证券投资信托业务在资本市场进行了有益探索，三大模式（分别为深圳模式、上海模式、云南模式）至今为全行业在该细分领域的发展，创造了特色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考。在国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扩大直接融资渠道的背景下，遵循资管新规、资金信托新规等政策的引导，信托扩增标品服务种类，发挥跨市场资产配置优势，实现一二级市场金融服务联动，有利于彰显信托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初心。

再如，与受托人定位结合紧密的业务，如资产证券化、企业年金信托、家族信托、财富管理、养老信托等，既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无论是当前我国产业升级浪潮、大消费浪潮、资本市场创新发展浪潮，还是约4000万家中小企业融资痛点等，都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又能真正有效发挥信托财产独立性、风险隔离的功能优势。信托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从中选择可深耕的细分领域，重点优先布局。当前关键在于，要放弃对传统盈利模式的留恋，尽快修炼内功，让自身能力足以匹配、深入参与对应的细分市场，锐意进取，傲立市场潮头。尤其是在大资管竞争态势下，信托要加速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如资产配置能力、市场研判能力、投研能力、风控能力、IT系统配套支撑能力、净值化运营能力、权益类产品创设能力、标品创新能力等，不同公司需要根据各自战略侧重点，补足内力，方能以差异化比较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此外，传统的主营业务亦非完全抛弃，只是新时期须顺势而变，进行升级改造。以地产信托和政信平台业务为例，可以将融资类信托方式改为股权投资信托、资产证券化、城投债投资、产业基金等方式，升格业务模式，继续获得新的盈利支撑（培育新的增长点），前提是转变思路、加大风险评判和项目掌控能力。

大河奔流开新路，层峦竦峙争高峰。信托业坚守“受托人”定位、回归本源的意识要牢、守正要足、忠实要够、专业要强。如此，信托业才能发挥固有的制度灵活优势和创新基因，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广泛性、灵活性和复杂性，真正走上核心竞争力赋能、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作者为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