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金融科技进入“思变行远”发展新阶段

金融科技是加速器，加速着产业的数字化与金融化；但在高速前进的同时，也需要适当刹车，微调方向。2020年，互联网贷款、网络小贷、反垄断等监管办法相继出台，行业发生巨变，“思变行远”逐步演变成金融科技2021年的关键词。业界也在反思，金融科技的变与不变究竟是什么？

“十四五”规划主线下，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以金融科技为代表的新经济带来更多政策红利。金融科技支持金融等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的本质内涵从未改变，是为“不变”。借政策东风，初心不改，深入赋能产业升级，是从业者的主方向。近年来，金融科技融合业务场景，违法违规进行多级杠杆的产业金融化即将发生“变局”，“十四五”规划明确了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为金融科技风险防范定下基调。

“十四五”期间，国家将更加注重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普惠，实现数据支持经营和资本转化，搭建新平台和生态场景，探索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作用。

未来，金融科技赋能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角度，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系将瞄准人工智能等重大科技项目，对金融科技的技术研发层面形成直接助推；对科技类行业的融资会大幅提升，这将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利于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强国，为金融科技对产业数字化的应用进一步覆盖到各行各业。在小微、普惠等民生经济领域，“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进而增强金融的普惠性。当然，强化金融科技监管是下一个5～10年的主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或许是一种挑战，但更多的是可以降低金融风险，利于金融科技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早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从六个方面确定了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基于金融逻辑和技术手段加上移动互联网高潮，金融科技步入爆发式增长，金融科技以网络贷款、理财、货基、保险等金融场景，所传递的风险难以短时间内监测、处置与防范，给金融监管带来挑战。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一文中提到，收益总是与风险成正比。金融科技高风险的典型代表P2P，经过4年时间发展，从12000家到2020年11月归零，仿佛一夜之隔。究其缘故，技术与业务场景的融合应用，风险从产业链上下游迅速传递，有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监管部门依法整治风险巨大的金融科技类型，及时“刹住车”，帮助千万投资者挽回损失。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4年来迅猛发展，赋能金融、信息等数字化应用相对成熟的产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转型升级。总量而言，以数字经济为口径统计，金融科技产值达35.8万亿元，占我国2019年GDP 的36.2%，迅速跃居世界前二梯队。金融科技应用场景层面，国内第三方支付规模由2013年的13万亿元增至2019年的300万亿元。数字保险使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基本医疗险覆盖超13亿人。互联网理财规模迅速增长，由2013年不足1万亿增至2018年超过5.5万亿。普惠和小微层面，至2020年9月末，我国脱贫攻坚通过金融数字工具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038亿元，支持贫困户1204万户次。

目前，全球形成了七大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与23个区域金融科技中心城市。其中，七大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依次分别为北京、旧金山、纽约、伦敦、上海、杭州、深圳。数据显示，23个区域金融科技中心城市中，亚美占据15席位，欧洲占据7席位。全球区域金融科技中心发展态势特征总体呈现亚洲、美洲走在前列，欧洲发展稍缓的格局。

中国金融科技生态格局呈现出区域发展态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的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均超过1000家，占据全国前4位；山东、江苏、福建、四川、湖北、安徽6省份分列全国第5～10位，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均超过250家；而剩下省份的金融科技企业数量则不足50家。经济发达省份的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更好，将金融科技公司的数量与各省GDP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公司数量排名前10位的省份的GDP均进入全国前13位，而公司数量排名在后10位的省份的GDP也都在全国的后11位。

据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科技启示录》统计，从2013～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金融科技投资规模与事件数量可以发现，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规模呈现震荡上升趋势。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额由2013年的189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619亿美元，投资事件数也从1132笔增长至2693笔，金融科技投资除了在2015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表现稍显低迷，在2018年恢复活力，2019年增速明显，重构历史新高。其中，美国、中国和英国在金融科技投资领域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全球综合金融科技投资中，相比于2018年615笔中国金融科技融资事件，2019年这一数量大幅下降，为285笔，但仍然在全球中占比最高，占全球总数的24.4%；美国和英国分别以273笔和128笔位列其后，其次为印度的108笔、新加坡的63笔。其余国家均未达到30笔。从融资金额来看，中国公开披露的融资总额为656亿元，美国为744亿元；位列第三、第四的印度和英国分别为384亿元和308亿元。其他国家融资金额均小于100亿元。小于100亿元的国家里德国最多为90亿元（见图2）。

从细分行业来看，在过去5年内，中国互联网贷款行业的金融科技公司已完成90多项融资，吸引了近30％的交易，成为最受欢迎的细分行业；其次为支付和汇款行业，完成的融资交易占总数的15%，蚂蚁金服为该细分行业的典型代表（见图3）。

人工智能一直是投融资领域的热情所在，2017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总规模高达395亿美元。其中，中国投融资规模占比为70%，达到了277亿美元，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全球吸纳资本最多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在投融资笔数上以44.6%的占比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投融资最活跃的国家（见图4）。

2019年全球区块链投资规模受金融风险问题缩水。2019年中国对区块链行业的投资规模占全球区块链行业总投资规模的22%，美国的占比为 31%。虽然美国依然占据“头把交椅”，但与 2015 年相比，中国的赶超速度已经加快。2019 年中国在245笔区块链投资交易中实现了34.4亿美元的投资金额，相比于2018年下降了40.8%。2019年全球区块链行业总投资金额只有 28亿美元，比2018年的42亿美元低了很多（见图5）。

云计算市场正在由高速发展转型为稳中向好发展。从投资金额上看，中、美、英三国占据全球投资总额超过90%。2019年，全球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超3000亿美元，达到3556亿美元，增长16.4%。云计算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全球来看2020年，全球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将超4000亿美元，投资热情依旧火热。

金融行业数据量巨大，是继互联网及运营商之后大数据产生最为庞大的热点行业之一，其中非结构化数据迅速增长，加之雄厚的资本背景，金融行业已经成为大数据应用的一片沃土。不论是从大数据投资事件还是金额上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大数据市场，规模达104.2亿美元，美国紧随其后。

在用户体验的AR/VR领域，美国市场仍然吸引了最多的资金。欧洲市场增长迅速，投资金额与投资事件均有显著的提升。亚太地区投资事件占比在两年内增长仅一倍，市场前景较好。中国用户体验投资格局呈现出项目增长较快、金额增长稍显缓慢的态势，与美国正好相反，其原因是缺乏巨型融资项目。

金融科技的风险，通过各领域产业链，叠加了传统金融、信息科技与赋能产业的多层级风险，复杂多变。

传统金融风险而言，包含流动性层面、信用层面、道德层面、操作层面等多个风险角度，信息科技风险主要集中在网络安全、数据隐私、程序错误、系统宕机等计算机软件、硬件和网络产生的不确定性情况。各个产业的风险，可以更多理解为经营层面的风险，互联网兴起的20年时间里，体现为非法集资和产业退出风险。需要重点考量的是产业的生命周期、集中度、监管环境等因素。

谈到金融科技或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特别是由此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我们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总结国内P2P（网络借贷）行业的发展教训与经验。P2P是非常典型的金融科技创新案例，从万余家经营到归零，不过5年时间。受制于企业盈利的经营目标，从科技角度粗放地创新理财、投资、小额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链条式传递，投资者面临链条上多家“假P2P”的连锁欺诈，产业链条借款方也受到其毫无底线的暴力催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数据隐私、网络安全、流动性和信用层面上的风险，可能引发社会稳定和系统安全。监管部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厘清以P2P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边界，分批进行风险整治与处置，肃清行业风气，为优质的金融科技企业坚守“产业数字化赋能”初心吃下“定心丸”。与此同时，“十四五”规划创新驱动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金融科技行业的加速升级，提供了肥沃、健康的土壤环境，助推其合规、有序、适度发展。

除此之外，我们重点关注金融科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随着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地域性中小银行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合作，以“数据+技术+场景”三位一体，开启互联网意义上的“全国性经营”。迅速搭建电商、娱乐、旅游等线上场景，大量获取存贷款客户，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组合成为业务联盟上的“全国性银行”。也有部分平台借助中小银行信用，违规营造“低风险，高回报”吸引存贷款客户。此类生态合作方式，大大增加了中小银行对流动性的管理难度，高估流动性匹配率，优质资产流动性充足率，从很大层面上容易引起流动性风险。《互联网贷款办法》的颁布，及时为此类经营合作行为进行了规范指引，也为金融科技在银行数字化与产业金融化层面指明方向。 

不同于传统的金融风险，各国都已经有较为成熟的防范体系与应对措施，金融科技风险尚未形成大规模系统性风险，因而防范化解金融科技风险要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具有前瞻性。

定规立矩，平衡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

建立审慎监管体系，对金融科技业务全覆盖。打击无牌经营金融业务违法违规行为，防范非法投融资活动。科技公司从事金融业务，以金融监管体系对其进行监管是有必要的。同理，要合理降低业务准入门槛，推动市场有序竞争，夯实市场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其次，针对已持有牌照的数字金融供应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可借鉴银行风险管理模式，设定最低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杠杆率以及各类风险管理指标体系，严防网络平台高杠杆、过渡授信外溢。最后，要设置明确的“边界线”，当下，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界限逐渐模糊，“A+B+C”的嵌套式层出不穷，而事后主体权责界定不清，削弱了监管层的约束力。无论是单一式的服务或者多层业务并存的嵌套式都要遵循相应的风险隔离要求。

固本清源，保障数据要素归属安全

数据安全涉及国之根本，海量的数据发展让各国尚未制定出相应准确界定数据产权归属的法律依据。多有不法之徒游离于灰色地带，利用手中数据资源“大搞文章”。目前，亟须明确各方面数据归属权问题，切实保障广大用户的数据安全与隐私，也要推进数据价格形成，深挖数据价值。在企业内部，尽快针对经营业务制定相应数据收集、储存、处理标准化流程，严防人为因素造成的操作性风险。对于掌握海量数据的企业，明确其边界，数据的收集、储存、处理不能由一家公司完全掌握，而应由多家公司共同把握，相互监督。

任重道远，强化监管部门科技力量

机器学习、大数据及深度算法分析等新技术为监管部门提供了防范金融风险的新武器，监管部门也应顺应科技的发展。如大数据能够大大减少数据滞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监管部门可以随时提取关键数据分析，提早排除风险“地雷”。机器学习更具有前瞻性，大大提高非标准化数据的处理效率。通过新技术的运用，监管部门可以建立相应的风险处置架构，包括持续升级网络安全框架，开展网络安全评估，查找并修复关键性漏洞。在法律框架下建立核心业务恢复机制，保障数字金融供应商能在紧急情况下有序开展核心业务，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

总体而言，金融科技发展虽存在巨大风险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金融科技走在世界前列，也正在为我国“十四五”规划、现代高标准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着连接体、加速极和助推器的强大作用。只要坚守数字化新经济发展的初心“不变”，定能借助金融科技的发展，推动我国数字金融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作者为瀚德科技总裁助理、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