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国14亿人内需大市场的释放，将对尽快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起到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要同步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贸易开放进程，将服务业市场对内对外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推进服务业与新经济的深度融合。
正文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鲜明特征将包括：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基本要求；以推动自由贸易进程为战略目标；以服务贸易发展为重大任务；以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为重要突破；以制度型开放为突出特点；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重要保障。
扩大内需引领高水平开放的导向作用凸显
未来5～10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的巨大内需潜力是形成国内大市场的重要基础
一是消费结构升级。2019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为45.9%，预计2025年将达到52%，进入服务型消费社会。二是产业结构升级。2019年，我国服务业占比为53.9%，预计2025年将达到60%。三是城乡结构升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高铁时代带动的城市群发展，预计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6%。
扩大内需引领高水平开放进程的导向作用凸显
一是14亿人的内需大市场成为推进高水平开放的独特优势和基本条件。到2030年，我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未来15年，我国累计服务进口额有望超过10万亿美元。二是随着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内需潜力的释放需要以更高水平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循环，如目前我国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一是支撑国内大循环。据统计，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拉动GDP增长3.5个百分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未来5～15年，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潜力的释放，将为我国走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初步测算百万亿元级别的新增内需规模将为4%～5%的经济增长打下重要基础。
二是支撑国际大循环。2006年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4年全球排名第一，2019年超过30%。未来5～10年，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望保持在25%～30%。更重要的是，我国14亿人内需大市场的释放，将对尽快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起到重要作用，由此进一步为解决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创造条件。
三是支撑创新潜能释放。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开放创新，并以开放创新释放创新潜能。华为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转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织融合，需要以提高创新能力为重点厚植创新引领发展的根基，增强创新引领发展的技术支撑，构建“研发-市场”的一体化体系，形成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全面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创新潜力。
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
推进“双循环”的关键是加快服务贸易发展
首先，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焦点。2010～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额由7.8万亿美元增长至11.9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4.8%，是同期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预计到2040年将提升至50%。
其次，服务贸易发展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2014～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7.8%，是货物贸易的2.2倍，是外贸整体增速的1.9倍。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对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贸易需求日益提升；消费结构升级对教育、医疗、健康、旅游、文化、信息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贸易需求日益提升。
最后，服务贸易发展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短板。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但无论总量还是占比仍有比较大的差距。在总量上，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仅为排名第一的美国的54.4%（按美元计。根据WTO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从占比看，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仅为14.6%，不仅远低于欧盟、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也低于世界23.9%的平均水平。
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是全面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
首先，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近年来，我国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尽管在提速，但与制造业领域目前约95%以上已实现市场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现实情况看，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成为服务业市场准入放开后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突出障碍。为此，要将服务业市场对内对外开放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实质性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推进服务业与新经济的深度融合，破解服务型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
其次，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在于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进一步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着眼于释放人力资本活力，尤其是科研人员的活力，加快改革人才管理体制，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释放巨大的创新潜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居住证制度，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的巨大潜能；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利率与基准利率“两轨并一轨”，疏通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向信贷市场传导的渠道等。
全面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要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变革
首先，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一方面，为适应扩大服务贸易的现实需求，需要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范围从工业领域拓展到服务业领域，在推进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的前提下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另一方面，为适应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的新态势，需要实现开放层次向制度层面延伸，主动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
其次，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实行竞争中性原则。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更高层次的合作和竞争新阶段，从强调要素流动到强调规则升级、从强调硬件竞争到强调营商环境等软环境竞争、从强调边境措施向强调边境内措施（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竞争政策等）延伸。要适应这一趋势，就要推进制度性变革。实质就是要实行竞争中性原则，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最后，制度型开放将倒逼监管体制变革。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凸显了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重要性。要适应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就要在市场开放进程中加快构建适应服务特点的监管体系，实现从商品监管向服务监管的提升。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达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提升至36.2%。为适应新经济加快发展的趋势，就要以制度型开放倒逼推进监管体制变革，对新经济领域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可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形成新经济领域垄断标准，并形成新经济领域反垄断规则体系；加快出台《数据安全法》，保障数据安全、自由流动，规范跨境数据流动；加快开展以5G为重点的新基建建设。
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推进高水平开放
我国14亿人大市场对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前景。如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相关举措到位，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将由目前的14.6%提升至20%以上；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比重由32.4%提升至40%以上，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比重由23.8%提升至30%以上，服务贸易逆差比重由27.7%下降至15%左右。
二是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要推动形成中日韩制造业分工合作新机制，并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基础上，采取健康、养老、旅游、环保、文化娱乐等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努力在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同时抓紧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联合研究，加快构建以一体化大市场为目标的中欧经贸合作新格局。
三是以RCEP与主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为契机，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要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不断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率先在医疗健康等社会需求强烈的服务业领域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标准；加快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降低“边境后”市场壁垒，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
以服务贸易一体化为重点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一是服务贸易发展主导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随着RCEP的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尽快打造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要在法律上赋予海南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开放及劳工、环保、司法等敏感领域先行探索的自主权，支持海南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或经贸协定条款制定开放、改革及经济运行的相关政策，为我国更好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重构加强压力测试。
二是服务贸易一体化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突破口在于加快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要加快推动建立三地互认衔接的服务业管理标准与人才资格要求，实现粤港澳服务业产业深度合作、市场体系直接融合、服务体系全面对接。
三是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由贸易分步推进的自贸试验区转型发展。要以新的思路推动自贸试验区探索，分类推进自贸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推动上海、广东部分自贸试验区率先对标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赋予其“零关税、低税率、区内流转免征增值税”等国际自由贸易园区通行的相关政策，并加快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等新兴贸易领域的规则探索。对不具备全面开放条件的自贸试验区，根据各自特点加快实行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历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理事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等职】
上一篇：对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下一篇：应在城市群先行先试公共服务一体化与均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