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这样的环境中，PEPP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够有目标地采取行动，逐一应对风险，对于扭转在危机初期看到的融资条件收紧的局面至关重要。本文为《应对疫情危机 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的上半部分。
正文
本次会议举行的目的是探讨变动的世界格局给中央银行业务带来的挑战。我们将探讨世界的长期发展趋势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其中包括多变的全球化格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下降的自然利率。事实上，当下中央银行的发展面临的最大变数是全球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了不同以往的严重经济衰退，今后还将可能继续影响经济的复苏与稳定。今天我将讲述欧洲中央银行（ECB）为应对特殊的经济环境出台的相关货币政策，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令一些通常来说不大受经济周期影响的部门行业在疫情期间备受打击，陷入瘫痪。在一个正常的经济周期内，经济衰退通常会给制造业和建筑业带来巨大打击，而服务业仍能保持较大的弹性。但是，在2020年春季的疫情封锁中，我们看到的现象却与以往相反。
对比2020年的上半年与雷曼兄弟破产后的前6个月，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情形差异。雷曼事件后，制造业发展倒退了2.8个百分点，而服务业仅下降1.7个百分点。然而，在2020年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中，服务业则损失了9.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制造业下降仅3.2个百分点，远低于服务业。
这些数据可以给我们三个重要的启示。
第一，研究表明，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衰退比耐用品主导的经济衰退恢复周期更长。这是因为人们对服务的潜在需求并不像对消费品那么迫切。举个例子，尽管人们由于疫情影响没能出国旅游，但是人们也不太可能在2021年用加倍的时间旅游去补偿回来。
第二，服务业中包含了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服务业的大幅衰退对就业率的影响更加巨大。2020年上半年，欧元区失业人数达到500万。失业人口中半数从事的是零售、批发、旅馆住宿、餐饮行业、交通运输业的服务工作，而这些行业的经济活动占经济总产出不到1/5。对比雷曼事件，当时受打击最大的是工业，但是半年内工业生产领域的失业人数仅为90万。
第三，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就业率的变化有所不同。2020年上半年，低技能劳动者（通常也是低收入者）的就业岗位减少7%， 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减少5.4%，但是，高等技能就业岗位的数量反而增加3.3%。雷曼事件后的最初6个月内，低技能劳动群体的失业率仅为2020年上半年的一半。
除了社会影响，低收入群体的高失业率对于经济也有特殊影响。半数左右的低收入者面临更大的流动性约束，因而他们需要消耗自己更多的收入。另外，此次疫情中最受打击的产业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尽管岗位保留政策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风险，但是却无法彻底消除风险。尽管有很多工作者在疫情限制解除后立即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岗位，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春季失去他们的工作之后便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不再寻找新工作。这与雷曼事件后的情形大不相同，当时就业率的下降与失业率的上升是互相匹配的。
年轻人所受影响尤其严重，已步入工作的年轻人在被裁员人数中占比最大，而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则因为疫情而延后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将可能带来许多方面的长期影响，比如未来10到15年的收入降低、未来健康状况变差等。
因此，从上半年开始，此次不同寻常的经济衰退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出色的政策来应对此次危机。对欧洲来说，政策组合便是这样一个出色的政策。
吸取了过去十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共同认知：多种政策组合对于克服危机来说至关重要。宏观调控部门、监督局、管理局三方势力比以往更加团结，密切合作、互帮互助。
这对货币政策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应对此次特殊的经济衰退，我们设计了一套专门用以应对动荡环境的工具，包括调整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扩大合格担保品范围、对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新增1.35万亿欧元的投资等。尤其是PEPP，它的发展既能稳定金融市场，又能放松整体货币政策立场，从而有助于抵消疫情对预期通胀路径的下行影响。
PEPP的灵活性保证了它的稳定作用，这在疫情发展不可预测、疫情的经济影响不平衡的情况下至关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中，PEPP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够有目标地采取行动，逐一应对风险，对于扭转在危机初期看到的融资条件收紧的局面至关重要。
同时，PEPP的立场作用有助于我们应对疫情大流行引起的通货膨胀。此次经济萧条的某些特征已经严重影响了通货膨胀率。不仅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率下降至过低水平，服务价格的通货膨胀也深受影响。以往来说，服务价格都是市场中较为稳定的部分，但是此次服务价格却下降到了历史新低。
但是，通过PEPP和我们2020年所采取的其他措施，通货膨胀预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通缩风险也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并且，PEPP的影响还随着与其他政策的互动而扩大。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作用发挥。通常情况下，宽松的金融条件可以鼓励企业借贷和投资，促使家庭使用未来收入、增加消费，从而拉动消费需求。在局势动荡的时候，货币干预政策也有利于消除市场过度的风险定价。
然而，在利率很低、个人需求受限的情况下，比如像当前的情形，金融条件的调整对于个人消费的提升作用可能会减弱。尤其是在企业与家庭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延迟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保证整个经济，包括个人和公共部门，都能享受到良好的金融条件。事实上，至少出于两个主要原因，财政政策此时正是影响力最大的时刻。
首先，财政政策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应对经济受健康限制影响的部分。研究显示，虽然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当下环境的整体经济活动，但是却无法支持福利相关行业的发展。然而，组合的财政政策则可以直接对最需发展的部门提供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针对性策略2020年在欧元区已经发挥了成效。欧洲中央银行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收入较低的家庭工作时间减少的幅度更大，但他们也获得了更多的政府扶助。因此，虽然二季度员工薪酬下降超过7%，但家庭可支配收入仅下降3%，政府的扶助很大程度地弥补了个人收入的损失。
其次，当存在不确定性时，财政政策可以打破个人消费方面的“节俭悖论”。公共开支约占欧元区总开支的50%，这50%的公共开支可以对另外50%的个人开支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的消费者调查显示：得到了充足的政府补助的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可能性降低。通过这种方式，为企业和家庭带来光明的经济前景，财政政策可以帮助重振货币政策对个人消费的提升作用。
【本文摘译自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2020年11月11日在欧洲央行的一次咨询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英文全文可参见国际清算银行官网（https://www.bis.org/review/r201111a）。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历任法国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现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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