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国在高端制造领域还存在很多短板，必须继续引进拥有高端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日资企业，带动国内产业升级。为此，需重视在华日企对景气判断指数大幅下滑的情况，主动了解其遇到的经营难题和诉求，推动各领域深化改革，以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日企保持投资热情。
正文
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外资企业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其中，日本企业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引发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全球经济前景愈不明朗。中美贸易摩擦对在华日企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对美出口制造业加速回归或向东南亚地区转移（见表1）。据统计，在前首相安倍的鼓动和要求下，截至2020年7月中旬，有87家日企撤离中国，包括57家撤回日本以及30家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口罩和汽车零部件企业，并申请到了政府补助。但日本在海外投资设厂的企业总计约7万家，其中3万多家在中国， 撤离的87家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此外，2020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达18838家，其中来自日本的企业有415家。可见，日企进入中国的势头依然不减。
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及时掌握在华日企的经营情况、产业动向和普遍诉求，对于应对当下复杂局势，稳定日企在华投资经营，推动内外双循环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华日企判断景气指数时隔4年下滑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2018年全球对华投资1349.7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中，日本对华投资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6.5%。截至2018年，日企对华累计投资余额高达1082亿美元，位居各国之首；在华日企数量超过3.2万家，是在美日企数量的近4倍。
然而，根据JETRO发布的《2019年亚洲大洋洲日企实际情况调查·中国篇》显示，伴随着大规模投资与企业进入，2019年体现在华日企景气判断的DI指数却跌到-3.8，自2015年（-2.4）以来时隔4年再次转负。从在华日企对各省市的景气判断来看，华北地区的北京市（21.4）、天津市（19.2）、山东省（6.8）的情况良好；华东、华南等沿海地区，特别是江苏省（-24.1）、广东省（-20.0）、重庆市（-18.2）、福建省（-18.2）、上海市（-14.6）的情况有所恶化。从行业判断来看，制造业（-12.7）恶化明显，特别是铁·有色·金属（-34.2）、纤维（-28.6）、运输机械器具（-22.3）等恶化严重；非制造业的情况相对较好（7.6），只有运输业表现较差（-14.6）。
基于上述景气判断，今后1~2年选择业务“扩大”的日企比例为43.2％，选择“维持现状”的日企比例为50.6％。相较之前数据，2015年有意向扩大在华业务的企业，占比38.1％，自1998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低于40％；此后保持增长，2018年进一步升至48.7％；2019年再次转为下降，同比减少5.5个百分点。而选择“扩大”的企业中，拟扩大业务主要是“销售”（61.8％）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38.2％）。随着中国的制造和消费升级，日资企业开始加强开发中国市场，以期提供优质的商品、技术和经验。
根据JETRO调查结果显示，对于2019年度的营业利润（预测值），回答“盈利”的在华日企的比例为68.5％，虽然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但该比例为10年来第三高。据统计，导致2019年在华日企整体利润下滑的原因，首先是“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减少”（66.2%），其次是“出口低迷导致的销售额减少”（37.7%），最后是“劳务力成本上涨”（35.5%）。从各省市情况来看，景气判断恶化严重的江苏省与全国整体情况基本一致，而广东省前两项并列第一。可见，在华日企的成本控制能力有所提升，其利润下滑更多的是受市场及出口环境的影响，且根据企业所在地不同，受到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
整体诉求：确保公平竞争，深化改革开放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19年度《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发展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中期（今后3年左右）有潜力推进业务发展的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此前已连续两年排名第一的中国退居第二位，榜首则由印度占据。该报告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美摩擦升级以及经济减速导致市场增长预期下滑，谨慎情绪正在全球蔓延所致。报告同时指出，目前也有许多企业认为中国所拥有的巨大市场依然不容小觑，他们将通过供应链重组以及其他相应措施来摆脱中美摩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继续推动在华业务的发展。
根据产业不同，日企在华经营也是冰火两重天。据JETRO湖北办事处调研显示，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湖北省，九成日企已恢复正常工作，更有约两成日企正在讨论扩大业务规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伴随着疫情缓解，中国的汽车市场迅速恢复，特别是日系品牌车持续畅销。由于进入湖北省的日企约半数与汽车业相关，因此多数湖北日企对今后事业仍持较乐观的看法。可见，尽管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在华产业链完整，物流渠道畅通，市场销售良好的日资行业恢复较快，对扩大在华投资的态度也比较积极。
营商环境方面，在华日企的整体诉求就是“确保公平”。具体表现为：第一，完善有序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修订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公平对待内外资企业，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制度；第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化行政手续，提高办理速度，大幅取消审批和认证，同时，对制度进行确实执行和详细解释，在制度变更时预留充足的准备时间；第三，完善全面开放新格局，进一步放开制造业、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以及更多采用国际标准。
根据日本商会的调查，近年在华日企面临的经营问题主要有：员工工资上涨、采购成本提升（仅限制造业）、竞争对手崛起（成本方面的竞争）、质量管理困难（仅限制造业）、环保监管趋严、普通工人招聘困难（仅限制造业）、新顾客开拓停滞、成本削减接近极限（仅限制造业）、员工素质不高、技术人员招聘困难（仅限制造业）等。这些因素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长期化导致的外需下降，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等，都使得在华日企感到未来发展困难重重。
建议：择时开展经济外交，引导正面舆论传播
第一，重视在华日企的经营动向，吸引其保持投资热情。
复杂环境下，尽管多数在华日企动作仅限于布局调整，但仍可视为近年日企实行“中国+1”危机管理策略的延续。由于对生产重新布局和供应链重塑极其复杂，费时费力且成本高昂，眼下日本受疫情冲击经济严重衰退，我国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重要市场。但我们也必须重视在华日企的经营情况及动向。实际上，我国对日企的依赖程度仍然很高，如在高端制造领域存在的很多短板，必须通过继续引进拥有高端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日资企业，带动产业升级，同时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为此，我国需要重视在华日企景气判断大幅下滑的情况，了解其遇到的经营难题和诉求，推动各领域深化改革，以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抗疫成效）吸引日企保持投资热情。这是当务之急。
第二，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推动日企在华产业链发展，助力形成我国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今后，日资内销型企业和行业将部分替代制造型企业和行业发挥在华引领作用。这意味着过去日本设计、中国生产、海外销售的三点一线模式将更多的转化为日企在华设计、生产与销售一条龙的国内产业链发展模式。实际上，近年我国也大力推行产业链的创新和发展，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又提出“统筹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这些都同样利好在华打造内销型供应链发展模式的日资企业。同时，这种稳定的产业链模式有助于内外资本的介入，从而利好我国的金融业开放。另外，也有助于打消日本针对“产业链安全”的中国威胁论。为此，我国需要打造符合国际规则的供应链生态环境，大力完善市场机制，改革知识产权制度，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与合作的良好氛围，借助日本优良的商品、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我国制造和消费升级，助力我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第三，共同维护世界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强化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等方面的合作，为外循环发展提供保障。
当下，日本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状况依旧较为严峻。受其影响，日本二季度GDP下滑28.1%，为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且三季度经济能否走出低谷尚不明了。此外，疫情之下，企业破产增加、失业率上升、民众消费意愿下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数据，在对美、对欧盟出口均下降的同时，7月对华出口同比增加8.2%，出口额达到1.329万亿日元。
可见，继任的菅义伟政权需在遏制疫情的同时，尽快推进经济复苏，其有效途径就是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化“竞争为协调”。因此，我国应抓住时机，强化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领域的合作。在有效管控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风险，并稳步提高收益率的前提下，选择若干有影响、标志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日资企业加强技术、资金与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一方面通过日本软实力与大劳务输出的中国模式的结合，提高投资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增量改革措施，规避有可能受政治因素严重影响的双边经贸合作风险。
第四，择时开展经济外交，夯实经济合作基础，引导正面舆论传播。
近年，中日关系有所回暖，但日本媒体针对中国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导致很多了解实情的在华日企的积极想法受到日本总部的消极应对。而菅义伟政权仍将继承安倍政府优先发展日美同盟关系的方针，预计今后在东海、南海以及钓鱼岛等问题上，有可能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为此，我国需要积极行动，巩固近年来两国高层及民众关系的回暖趋势，择时开展经济外交，夯实经济合作基础。特别是要重视在华日企的经济利益和在华工作人员的对华情感，通过他们向日本国内传递中国的正面信息，如中国对疫情的良好控制、中国市场的快速复苏以及对外资政策的不断完善等，由此对日本的亲美行为形成重要约束。
（作者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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