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优势日趋弱化，面临增长瓶颈。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未来商业银行负债端稳定性面临新的挑战。
正文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工作会议上指出，稳妥推进利率并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随着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或放开，各家银行吸收存款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未来银行负债端稳定性面临新的挑战。
经营转型是商业银行必然选择
回顾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发展历程，1996年，人民银行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情况自行确定拆借利率。拆借利率形成了独立于原有存贷款管制利率体系的市场化利率，利率市场化正式启动。1998年，允许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上浮10%；保险公司实行协议利率，县以下金融机构可上浮30%。2004年，放开存款利率下限；基本取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人民币贷款利率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2008年，个人房贷利率下浮区间由基准利率的15%扩大到30%。2012年，人民币存款利率最高下浮至基准利率的30%。2015年10月，人民银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设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商业银行获得自主定价权，也面临存款分流、利差收窄的巨大压力。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息差收紧已成为银行业普遍面临的趋势，银行利润空间大幅压缩，“躺着赚钱”已成为历史。过去十余年，随着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红利逐渐耗尽，商业银行净息差与盈利能力不断下降。2012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70%，利润增长率为36.34%。至2017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为2.10%，净利润增长率更是下降到5.99%。
从银行内部看，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商业银行优势日趋弱化，传统功能领域（信贷利差收入）面临增长瓶颈，新兴领域（如移动支付等）不占优势。尽管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值在全球名列前茅，但与国际先进大型银行相比，在经营管理、产品创新、技术运用、海外业务等诸多方面都有差距。例如，虽然四大国有银行在盈利能力等指标上占有优势，但是国际大型先进银行无论是非利息收入（占比一般在45%以上）还是海外利润贡献（一般在10%以上），均明显优于国内商业银行。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国际上，美国银行、摩根大通、汇丰银行、富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56.1%、51.8%、50.2%、45.9%。国内方面，以建设银行为例， 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25.4%。
未来商业银行五大转型路径
推动综合化经营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客户金融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定制化的特点。企业多元化要求银行提供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并购服务、全球现金管理等。需求端的变化，要求银行在金融服务供给端做出调整。同时，随着居民财富增长、消费升级、人口结构变化等，基金、理财、保险、养老金、信托等呈井喷式发展。数据显示，近年来银行的存款增速显著放缓，与此同时基金、券商资管、保险、信托理财产品等规模快速增长，2017年余额已接近116万亿元（规模相当于银行业存款近八成）。
在此背景下，推进综合化经营、 提高非息收入占比成为商业银行推进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例如，工商银行通过旗下拥有的基金、租赁、金融资产投资、境外非银行类子公司，实现综合运用发债、理财、信托、租赁和IPO等综合融资方式，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推进事业部、利润中心等管理形式，实现资金、财务信贷等资源在集团内统筹配置和利用。中国银行也在稳步推进综合化经营，多元化优势不断扩大。2015年中行各子公司实现利润同比增长51%，在集团利润占比达5.6%，提高1.85个百分点。
以金融科技支撑银行转型
大数据、云计算、生物识别、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运用，将潜移默化地改变未来金融的模式和规则。从趋势看，基础性的金融服务将逐步被智慧柜员机、智能客服等智慧设备替代，部分知识密集的业务也将被具备机器学习、分析决策功能的金融技术所取代（如智能投顾）。区块链等技术运用带来“去中心化”等效应，甚至可能给金融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当前，一些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在前沿金融科技探索运用方面已经走在前面，部分领域远远领先于传统大型银行。大型银行要加快跟进，有些技术可以备而不用，但必须有超前研究。同时，大型银行要充分发挥自身在数据积累、专家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与现代金融科技有机结合起来，快速提升银行在客户洞察、商机捕捉、业务决策、风险管控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
提高国际化水平，参与全球市场竞争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干扰，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仍是主流。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正在进一步加速：银行监管不断与国际接轨，银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大幅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境内外股票和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等。开放包容的竞争环境也要求银行以开放心态推动转型。截至2017年末，五大银行在境外共计设立了超过1200家机构（不包括工商银行参股南标和农业银行在刚果设立的合资银行），基本构建起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境外网络布局。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在资产上名列前茅，但国际化水平仍然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强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防范，包括合规风险特别是反洗钱风险要引起重视。中美贸易争端如果发展到金融战，美国常用的手段就是合规调查、反洗钱调查，给我国在海外的金融机构制造麻烦，对此要特别重视。
回归本源，应对监管新规挑战
2018年4月27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主要针对同类资管业务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以及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产品多层嵌套、刚性兑付、规避监管等问题。之后，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分别发布了具体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
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要顺应监管要求，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资管业务本质。在资产配置方面，主动压缩非标准化资产的投资业务，推动非标转标；在理财业务资金来源方面，依据自身禀赋，大力拓展私人银行业务、对公业务；银行表外理财刚性兑付是本次金融监管重点打击的一个方面，随着资管新规及配套措施的落地，银行表外理财刚性兑付将成为历史，净值化、开放式理财产品是未来商业银行产品设计的重点方向。
建立全面主动风险管理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风险管理是现代金融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机构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治理体系、资本管理制度和风险拨备制度不断健全，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数据不断积累，技术手段不断提升，信息管理系统越来越先进，风险管理文化正在形成。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分别为 14.64%、 186.08%、3.46%，均符合监管要求。
金融风险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防范和化解并重，同时还需要相关各方坚持不懈、共同努力。一是重视风险管理分析性和科学性。一方面加强定性风险管理与量化风险管理的结合；另一方面加强前台业务风险分析和中台量化风险分析的结合，并利用金融科技促进业务与风险管理融合发展。二是加强战略风险管理。一方面通过风险偏好管理加强日常业务管理与战略目标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通过风险治理和文化体系建设覆盖来源广泛、性质复杂的战略风险。三是建立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界清晰的全面风险治理结构。发挥董事会和各委员会在全面风险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职能，进一步强化与风险相关的各类委员会的风险管理职责，提高全面风险管理的延伸性、权威性和独立性。
（作者单位为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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