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大经济体遇到经济下行压力时基本都会选择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这在短期内会得到市场高涨的响应。虽然各个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点不一样,但全球有一个共同取向,就是要防止资产泡沫剧烈的调整造成的风险。我国银行业要对宏观环境有清醒认识和判断，并从德银危机等此前案件中寻求启示。
正文
1982年，海曼·明斯基发表Can“It”Happen Again?（ 《它是否会再次发生》)一文，这里的“它”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事件。他在文中主要表达了一个观点:债务扩张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对冲性融资、投机性融资、庞氏融资。第一阶段处于经济繁荣时期，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于是会加大投资。而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逐渐加大，信贷大肆扩张，企业面临收支不平衡。紧接着第三阶段，债务人的现金流既不能还本也不能付息，只能不断拆借，直到这种状况持续不下去，债务全面爆发，资产崩溃的时刻突然来临。“明斯基时刻”即这一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持续的稳定本身会破坏稳定，正是“明斯基时刻”的精髓。
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投资者倾向于承担更多风险，随着经济向好的时间不断推移，投资者承受的风险水平逐渐加大，直到超过收支不平衡点而崩溃。正所谓“你所看到的辉煌，正是即将崩溃的前兆”。
高负债是经济波动期的潜在风险点
明斯基时刻萌芽于任何增长型的经济体中，茁壮成长于量化宽松过程中，结束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引起的金融危机。在经济增长时期，人们对于未来经济环境、薪资、投资回报持有较高的增长预期，这使得人们更倾向于投资和消费，投资促进产出，消费消化产能，看起来会比较美好。但美好的预期利润会带来更高的投资，高的投资就带来高的借贷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决策就需要对比银行贷款的利率和预期收益，人们对未来过高的增长预期会带来高估的预期利润，本不该借出的钱流入了市场，但如果投入的产出价值低于银行贷款的利息，那么投资者就会出现亏损，企业没有利润就会裁员降薪，从宏观上来说就会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失业率增加。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会寻找解决办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息，可以使企业在利率下调后获得正收益，自然就不会出现裁员和贷款偿还问题，也就间接缓解了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的问题，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压着美联储降息的一个原因，下调利率是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具有极强刺激作用的货币政策，不仅带来实际的偿还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会随着降息变得更加乐观，这是很危险的。
大经济体遇到经济下行压力时基本都会选择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这在短期内会得到市场高涨的响应，投资消费能力迅速增加，表现出来的经济数据就是货币供应量M2增速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出现背离，货币的供应又是建立在债务信用上的，这导致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在量化宽松环境下快速积累，债务违约风险就慢慢变得不可忽略，很多企业、家庭的收入(现金流)只能满足贷款所产生的本息。
为了保证社会经济体不出现大规模的债务违约风险，只能允许借更多新钱还旧的本息，导致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即使降低利率对于经济体也于事无补。
虽然各个国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风险点不一样，但全球有一个共同取向，就是要防止资产泡沫剧烈调整造成的风险。这些资产泡沫可能在股市、楼市，也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危机十年以来，全球增加了约29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新兴经济体的公司债券增量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是全球金融的潜在风险。
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和流动性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以及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高负债在经济波动期就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明斯基提及的道理，但经济是个复杂整体，很难找到明斯基时刻准确的触发点。
德意志银行案例的启示
德意志银行(以下简称“德银”)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全能银行，在世界范围内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2018年7月19日， 《财富》世界企业500强排行榜发布，德银位列第223位。
2020年德银成立150周年，但在2019年7月，德银宣布，将以重组方式缩减投资银行业务规模，关闭全球股票交易业务，回归传统银行业务。同时，将在2022年以前裁减1.8万个工作岗位，预计业务重组成本将耗资74亿欧元(约合572亿元人民币)。放弃30年来一直追求成为全球顶级投行的战略，是德银数年来最根本性的一次转型，砍掉投资银行业务，无异于断臂求生。
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德银曾经成功抵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的冲击，曾是危机期间全球少数维持AAA级评级的银行之一。但在全球银行业复苏之际，德银良好的发展态势反而开始逆转。近几年，德银多次因违规被监管机构处罚。2015年，因涉嫌参与操纵利率，德银向美国和英国监管机构支付了25亿美元的罚款。2016年，美国司法部向德银开出140亿美元罚单，称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违规。2017年，美联储对德银罚款1.57亿美元，称其外汇监管不力和“沃尔克规则”(该规则旨在隔离自营交易和商业银行业务)合规项目存在缺陷;同一年，美联储因其反洗钱监管不力，再罚4100万美元。2018年6月，纽约监管机构指责德银操纵外汇市场，罚款2.05亿美元。
在经历一系列经营失败和涉案丑闻之后，德银经营状况每况愈下。2015年至2017年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其中2015年亏损67.9亿欧元; 2016年亏损14亿欧元; 2017年亏损7.5亿欧元。2018年虽然扭亏为盈，但盈利仅为2亿多美元。
德银的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偏向投行业务的发展战略使其更加推崇高杠杆经营模式，一味追求高风险的金融创新和投机活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副主席托马斯·霍恩曾称，从杠杆率来看，德意志银行是全球跨国银行中最糟糕的。2016年二季度财报显示，德银杠杆率为3.68%，接近《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3%底线。此外，德银的衍生品交易规模过大，风险较为集中，其衍生品规模曾在2013年巅峰时超过75万亿美元，占其全球资本的近四分之一，是当时德国GDP的20倍。即便2015年年末减持至46万亿美元，仍占到全球衍生品交易总和的12%，相当于当年德国GDP的14倍、欧盟GDP的2.9倍。
从监管来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处于盲区，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防范的局限性也在德银危机中暴露无遗。传统金融监管指标对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反应滞后。德银跨境经营风险相继爆发的时期，该行主要监管指标表现正常，一级资本充足率甚至呈小幅上升趋势，即便是杠杆率指标也未突破监管底线。这是因为传统金融监管指标大多反映的是金融机构处于正常状态下的运营状况，属于事后性观测指标，而非压力情形下或是事前预测性指标。这也是为什么德银能够通过德国监管要求却无法通过美国压力测试的主要原因。
此外，母国监管者注意力多在国内而非海外，对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风险重视程度不高。无论是国际性的巴塞尔协议，还是区域性的欧盟银行指令，均推崇母国并表监管为主的原则。但由于维护国内金融体系稳定被视为传统金融监管的第一要务，母国监管者注意力多集中在国内而非海外，对跨国金融机构有效监管往往落后于其跨国经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银的危机，显然不是黑天鹅事件，其衍生品风险敞口问题早在2013年开始就被广泛关注，德银的股票也从2013年起一直在下跌。2016年，德银美国分部未通过美联储压力测试，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记为全球最危险的、可能向全球输入系统性风险的银行，给德银的股价和融资能力带来极大打击，陷入恶性循环。
德银陷入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德银投行业务20多年缺乏制衡、内控虚设、快速扩张，让德银的不良资产剧增。虽然德银在2013年以后不断缩小衍生品规模，但其数量仍然庞大。国内商业银行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 因此持有金融衍生品敞口规模较小，但衍生品风险仍不容忽视。金融危机之后，对衍生品更严格的监管要求使得银行不得不持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交易，融资和资本成本增加也意味着此类交易的运营成本大幅上涨，利润可能转化为亏损。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供职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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