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银行资产负债质量 防止危机纵深发展

作者:宋 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日期:2020-05-18 11:46:28

  导读  

不同的危机,不同的触发方式,却有着相同的演进逻辑。要高度重视银行资产负债表在危机中的表现,及时防范危机向纵深发展。


  正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遭受重创。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是将2020年全球增长率调降至-3%,比1月的预测降幅达到6.3个百分点。与以往危机不同的是,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与经济衰退叠加形成的“大封锁”,进一步冲击金融体系,影响全球金融稳定。其影响程度已经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不同的危机,相同的演进逻辑  

尽管与以往危机冲击发生的方式并不相同,但是从以往危机演进的基本逻辑和历史经验来看,疫情造成的实体经济骤停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坏程度将决定未来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破坏程度,甚或出现银行倒闭、银行危机爆发。大萧条期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25000家银行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9700家银行出现倒闭,而银行倒闭引起货币供应量大幅减少、通货紧缩加剧,损害经济增长,并由当时实行的国际金本位制向全球传导机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样始于银行部门的危机,由“发起-持有”到“发起-分销”的银行业务逻辑转换,只是对于风险的转移和信用创造路径的改变,并没有降低风险。不同的是,自称“大萧条迷”的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危机期间为了避免银行倒闭和货币紧缩,坚持“白芝浩原则”,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开展为市场提供充足流动性,以防止金融机构,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倒闭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蔓延。美联储通过摩根大通银行向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资金支持,甚至是大萧条之后美联储首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资金。当然,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各国协调一致共抗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第二次大萧条。

银行危机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重要的经济影响,核心在于银行具有独特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像早期所认为的资产负债表只是简单的会计记账体系,简单记录银行的经济活动。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它是链接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重要节点,几乎所有经济主体之间都可以通过资产与负债的关联产生复杂的相互联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更是将全球所有的经济主体有效关联。而上轮危机后关于系统性风险的跨部门空间维度的风险形成与传染的讨论也源自此。同时,银行资产负债表也是当前利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进行宏观调控和货币创造的主渠道,银行可以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通过自主的资产业务创造负债,扩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危机时期只要银行资产负债表没有遭受破坏,不产生过度的顺周期行为,就能够依托此渠道保证流动性供给和货币创造,避免金融不稳定程度加剧。

从本次危机来看,在全球范围内经历过大规模的政策刺激,特别是美国再次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英国直接货币化政府债务等措施后,全球金融市场在经历暴跌之后逐步趋于相对稳定。目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杠杆率相对可控,银行资产质量相对稳健,各国银行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尚处于压力测试的假设区间内,风险可控。各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风险已经得到有效缓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构建的信用创造链条没有受到较大的破坏,这也是与上轮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大萧条的不同之处。


  重视金融监管政策,特别是宏观审慎政策  

总量性、战时性的政策可以有效解决短期的问题,但是不宜过度依赖。除了普遍实施的财政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等之外,要重视金融监管政策,特别是宏观审慎政策在防范银行体系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其中央行更要充分发挥其金融稳定职能。

上轮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保障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性,各国先后进行不同程度的监管体制改革,拓展监管权限并同时将系统性风险和个体机构风险纳入监管视野,以此弥补货币政策仅关注价格稳定以及微观审慎政策仅关注机构个体稳健的不足。特别是将“宏观审慎维度”纳入宏观调控体系,逆转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决策分离的趋势,将两者职能统归中央银行,从而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政策实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当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中央银行对于金融稳定职能的“再统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1个成员中,72个成员的中央银行都已经具有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我们在一项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上轮危机后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政策主体能够显著提升政策有效性,切实起到了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宏观审慎政策是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行的政策维度。尽管目标、工具与制度基础并不相同,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逆周期调控方面具有逻辑一致性,在经济下行时期能够起到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截至目前,这次危机能够得到相对有效的缓解,避免实体经济暂停向金融体系的反向风险传导,也跟新的金融稳定框架在危机前普遍构建与危机后的及时政策反应不无关系。

疫情在全球蔓延的3月底以来,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各主要国家也都先后加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力度。3月27日,巴塞尔委员会宣布将《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时间推迟一年。《巴塞尔协议III》是典型通过兼顾宏微观审慎监管的方式加强金融监管的政策框架,这次主要通过推迟杠杆率要求、信用风险新的评级方法、市场风险、第三支柱披露要求等方式,一定程度上放松银行监管,保护银行资产负债表,增强银行抵御风险能力。3月1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把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中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有利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日本、印度、巴西、南非等推迟或者降低银行的净稳定资金比率(NSFR)、流动性覆盖率(LCR),缓解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英国、德国、法国等把逆周期资本缓冲率从2%降至0,充分发挥银行资本在危机时期的“以丰补歉”的作用,缓解银行体系的顺周期问题,起到较好的政策成效。


  警惕疫情中后期信用风险的爆发  

在稳定流动性问题之后,要高度重视疫情演进中后期信用风险的爆发,特别是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损害。更多注重发挥结构性政策的作用,特别重视稳定小微企业,稳小微企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就业、提振消费。

当前,各国针对小微企业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减税降费、定向贷款或者流动性支持、降低贷款利率、提供政府担保等。美联储为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提供的薪资保护计划设立流动性便利(The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 Lending Facility,PPPLF),通过向小企业管理局提供资金,再由小企业管理局将资金提供给企业,用于发放工人工资,规模约为3500亿美元,最近又追加了3100亿美元的规模。其他如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推出了类似的工资支持与企业补贴计划。

但是随着疫情持续,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经济下行期,宽松政策带来的宽货币不一定能带来宽信用,银行出于惜贷、资本不足等问题会主动降低风险承担的行为,导致资金无法进入实体经济、无法直接提振消费。这种情况对于数量众多的城商行与农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来讲更为严重。二是随着疫情的发展,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小微企业可能会率先出现大规模的破产倒闭问题,从而引起银行不良贷款攀升,破坏银行资产负债表,影响现金流量和利润,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信用风险,金融不稳定加剧,危机向纵深发展。由此重复之前历次危机向中后期演进的逻辑。

本次疫情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生产经营危机显现。绝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现金流紧张、营业收入骤降、维持运营成本高。通常来说,3~6个月现金流中断,中小微企业存活概率小。目前,在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层面,特别是融资方面,我国已经出台很多支持中小微较低成本融资的金融应急政策,缓解普遍性生存难题。未来还可以进一步采取财政贴息、担保等手段,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解决融资贵的问题。

此外,在此过程当中,更懂小微企业的金融科技公司还可以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与中小金融机构展开合作,精准支持小微企业,满足融资需求。一是精准识别。在经济停摆到重启,再到逐步修复全球产业链的“空档期”过程中,利用长期积累的对小微企业或小微经营者触达能力,以及丰富的场景和数据,帮助银行能够准确识别并找到,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当中具有重要位置,对于稳就业、促进消费有重要拉动作用,只是遇到暂时经济困难的小微企业。二是与银行联合放贷(经营贷、消费贷)、合作风控,打造开放银行新模式。最近,全国工商联会同多家行业协会,与网商银行等共同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通过在线申请、无须人工接触的数字贷款方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研究发现,在下沉市场当中,大数据风控的效果并没有随着程度加深而变差。金融科技公司的大数据风控是具备在小微企业和下沉市场当中与银行开展互补合作、合作风控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银行和金融科技能够进一步融合,建立长期的合作共赢的开放模式,全面提升客户黏性、客户体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银行生态,推动银行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也能真正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防止大范围信用风险爆发,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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