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方面，围绕企业需求，更高效地提供账户开立、财务管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提高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降低其资金成本。在服务社会民生改善方面，瞄准便民支付的痛点和难点，重点拓展医疗、教育、税费、公共出行等场景，提升支付服务可得性；注重保护支付领域个人隐私信息，提高支付业务、收费以及维权保障等方面的信息透明度。
正文
支付清算业务是我国基础性金融服务，支付体系是我国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支付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人民银行指导下，我国支付产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在服务宏观调控、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服务社会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移动支付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国家名片。
我国支付产业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支付产业规模持续高速增长，参与主体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产业体系完整，业务创新活跃，产品和服务丰富，市场竞争较为充分，支付风险可控，政府监管有力有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支付服务效率显著提升，实时到账、随时随地支付、人性化服务体验和强大的系统承载等已成为行业标配，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产业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首先，支付服务的可得性大大提升，电子支付服务覆盖线下零售、网上购物、公共缴费、理财销售、医疗、公共出行、社区服务、教育等场景，支付与日常生活场景高度契合融合。同时，高度发达的网络支付成为直播、知识付费、短视频、外卖以及众筹等创新业态的基础支撑，解决了“有得用”的问题。其次，支付服务和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操作简单易用，响应程度越来越快，支付体验也越来越好。近几年兴起的条码支付凭借方便快捷的用户体验、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相对较低的费率，有效解决了“用得好”的问题，得到消费者和广大中小商户的认可。再次，我国支付安全性进一步提升，有的机构采用了全额赔付的保障措施。据银联信息显示，银行卡整体欺诈率由2017年的1.36BP下降至2018年的1.16BP，在全球都处于先进水平，解决了“用得放心”的问题。最后，社会公众电子支付习惯已基本培育完成。银行业务离柜率达90%，网络支付用户超过了6亿，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广泛应用，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各类支付业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大批中老年用户加入电子支付用户行列，宅家通过移动支付网购生活必需品。
二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更强。
促进资金安全、高效流转，保障社会“血脉”通畅是支付产业的基本使命。人民银行作为支付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者，针对商业银行法人不能实现一点接入、跨境支付渠道代理成本高、支付机构违规从事清算业务等突出问题，强力推进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相继完成第二代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网联平台等重大系统建设并上线运行。以第二代支付系统为核心、银行业金融机构行内系统为基础、其他系统为补充，国内支付与跨境支付并驾齐驱的支付清算网络体系更加完善。其中，大额支付系统的国内资金中枢地位举足轻重，系统性重要影响日益彰显，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全额实时结算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全球各时区，连接全球六大洲165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900多家，跨境支付主渠道作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纽带作用日益增强。网联平台降低支付机构多头连接成本，促进支付机构业务创新，单日处理业务破11亿笔，成为全球单日处理笔数最多的支付基础设施。
三是产业协调发展取得突破。
其一，城乡支付服务均衡发展，农村居民足不出村即可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基础金融服务便利，“最后一公里”问题基本解决，可获得性大大提高，给农民带来的富足感、幸福感更加充实。截至2019年6月末，农村地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44.2亿户，银行卡发行量累计33.7亿张，基本实现了家家有户、人人有卡；贫困地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达38.9万个，贫困村覆盖率97.3%，贫困地区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人均3.8户，实现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办理取款、汇款、转账等基础金融服务。
其二，企业支付服务从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转变，支付服务小微商户和小微企业日益广泛有效。以二维码支付、云闪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大大降低了小微商户的电子支付的受理门槛，从菜市场到街头小贩，都能看到二维码支付的身影。持牌机构纷纷推出 “小微企业卡”“票付通”“贴现通”等产品，推动从流程化向定制化服务转变，从便利支付向便利经营转变，助力增强我国经济活力和发展韧性。
其三，国内支付与跨境支付均衡发展，支付产业全面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引进来”快速推进，国外机构申请在境内开展银行卡清算机构业务、支付机构业务已经进入日常工作状态，连通公司、万事网联公司的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相继获批，美国贝宝公司以股权收购方式进入中国支付服务市场也获批复。“走出去”蹄疾步稳，随着国内支付服务、技术和标准快速落地国际市场，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在服务“走出去”客户的同时，也深受境外客户好评和信任。银联受理网络延伸到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境外57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发行银联卡1.3亿张。“一带一路”沿线11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开通银联卡业务。支付宝和财付通等机构业务也已覆盖50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四是金融科技创新涌现。
随着金融业务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合发展的逐步深入，金融科技在支付清算领域的应用渐趋成熟，为行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首先，丰富了支付生态，推动支付向金融其他服务领域（理财、保险等）渗透。家居、传统交通、医疗等领域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步形成新的支付场景，促进了新产业形态的形成。其次，提高了支付效率。基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平台经济模式，简化供需双方的交易中间环节，提升资金融通效率；云计算技术助力构建跨层级、跨区域的分布式支付系统，提高支付业务的响应速度和支撑效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提升交易速度、降低交易过程中的沟通成本和运营风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提升了支付安全。人工智能、生物探针、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使支付风险防控从事后向事中和事前迁移，通过黑名单机制和规则模型的构建，建设和完善支付风险实时监测网络，使支付服务主体能够迅速识别、有效监控风险，实时拦截非法支付，为打击各类犯罪提供资金链方面线索。
当前行业发展面临突出问题
一是市场过度集中问题愈发严重。
对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管理是一个全球性挑战。一些互联网巨头从支付起步逐步涉足各大金融业务版块，由于天然的技术优势、庞大的资本支持和极低的获客成本，建立了金融与技术融合的生态圈后，很容易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价格歧视，排除潜在竞争对手。我国前20名的支付机构占到总体业务量的90%，后50名的支付机构占整体业务总量不到1%，一些实力偏弱的中小机构可持续经营压力加大。大支付机构占据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对市场具有较强掌控力，容易出现利用优势地位排挤竞争、控制资源等行为。
二是行业综合治理复杂性增加。
支付产业链条长，参与主体众多，服务对象广泛，风险节点多，技术依赖性较强，外部环境复杂，不同参与主体风险防控能力参差不齐，风险洼地效应明显，容易向薄弱环节聚集，行业综合治理的难度增加。近年来，为非法平台提供支付服务、无证经营等情形较为突出，虽然进行了大力整顿和治理，但是洗钱、欺诈、网络赌博等违法活动以及非法平台对支付的刚性需求产生的利益驱动依然较强，通过账户（收款码）买卖、出租出借等方式进行非法支付的现象近期较为突出，跑分、炒鞋等违规平台不断涌现，风险管理压力持续加大。此外，支付与信贷、支付与理财等跨界合作和产品创新层出不穷，但借创新之名，打擦边球甚至违法违规的情况时有发生，增大了行业风险管理的复杂性。
三是个人信息保护存在风险隐患。
支付服务机构在经营中积累了大量与支付交易相关的信息，如身份证、银行账户、手机号、人脸和指纹等生物特征信息都属于个人隐私信息。信息泄露是支付安全问题的风险源头，不法分子利用泄露数据刻画客户身份从而实施定向诈骗和资金盗窃。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数据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从业机构数据保护意识、内部管理、技防能力薄弱，违法违规成本低，存在过度采集数据、违规使用数据、非法交易数据等问题，严重侵害了用户权益。特别是刷脸支付推广使用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生物特征隐私泄露的担忧。人脸信息具有弱隐私性，容易被非法收集，滥用和误用的风险比较高，通过互联网渠道、手机设备进行传播，被复制、窃取、截获变得相对容易，可能对现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道德伦理等方面带来冲击。同时人脸信息具有唯一性，由于人脸信息无法更换，一旦泄露具有不可逆性。
四是支付市场双向开放带来新课题。
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国外卡组织和外资支付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机构具有全球化经营的优势，国内支付组织与之竞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可能会处于劣势。同时，随着国外支付组织进入中国市场，国际规则和国内规则可能带来一定的碰撞和互鉴。从国外看，我国支付清算市场虽然非常快，但是全球化不足，突出表现为缺乏有实力的全球化支付组织和品牌。各国对市场准入、合规性要求、投资安全审查、反洗钱等监管政策差异性较大，实施标准不尽一致，我们以国内的经验去开拓境外市场存在一定困难，同时，我国支持支付“走出去”的政策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整体开放格局。这就需要我国对于跨境支付业务予以政策支持和市场规范，为跨境支付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为我国经贸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有力支持。
协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是集行业管理、业务创新和会员服务于一身的全国性自律组织。协会会员以全国性机构为主，覆盖各类支付产业主体。协会有各类会员单位500多家，以银行机构、特许清算机构、支付机构等为主，覆盖主要持牌机构的支付清算业务。协会下设银行卡基支付、预付卡、网络支付、票据等9个工作委员会作为业务平台。
一是在行业治理方面积极发挥自律作用。
“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公司自治”一体化的支付监管体系，在保持严监管常态化、压实监管责任，助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行业自律作为支付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政府监管、牵头社会监督、连接公司自治，发挥着重要的监管协同作用，协会则在行业管理、市场规则和服务标准的制定与落实、支付风险防范、信息安全等方面承担着大量重要且具体的任务。协会合计制定了45项自律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形成相对完备的自律制度体系；注重把好市场入口管理，建立外包服务机构的直接备案管理和金融科技产品的检测认证管理机制；强化事中监测，推动跨行数据综合利用，通过自律手段查找无证经营、非法支付等风险线索，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总结相关机构市场退出经验，协作做好市场退出工作，探索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实践证明，协会是行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自律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越来越显著，有效促进了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这种社会调节的功能和作用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
二是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协会通过履行自律职能，在防范支付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规范作用。近年来，协会致力于推动支付安全生产机制建设，加强账户和商户的实名制管理，夯实支付安全的根基。上线客户身份实名认证系统，完善特约商户信息管理系统。截至目前，收录特约商户基本信息5000多万条，提供商户签约情况查询1000多万次。建立风险信息共享系统，累计推送黑名单信息近2万条，使会员单位采用清退商户等措施共计处理2.6万条次。组织开展为非法互联网平台提供支付服务风险排查工作，查处违规商户1900余户；落实网络赌博治理工作部署，移送2000余条信息和举报事项。发挥举报奖励机制作用，重点查处高发频发和影响力较大的风险事件，对违规会员单位实施自律警示、警告、约谈高管、责令整改等自律惩戒123家次，协会2019年举报量同比下降18.4%，市场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配合推动支付领域国家科技安全战略实施，组织支付机构开展IPV6改造和国密试点项目评测，并完成结项验收。
三是在加强支付机构管理方面具有突出地位。
支付机构互联网基因强、机制灵活、利益驱动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规范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与银行有着差距。对这类机构的监管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难题。协会对支付机构管理上具有天然优势。一方面，通过自律的“软法”管理，为政府监管填漏补缺。如协会在银行卡发卡和息费计收、条码支付业务管理、收单外包市场的管理等领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收单外包服务市场环境复杂，风险隐患较多，协会前期通过外包服务评级来为收单机构遴选外包服务机构提供“白名单”，取得积极反响，在此基础上协会正在建设收单外包服务机构的直接备案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收单市场。另一方面，行业自律具有柔性管理的特征，对于创新业务可以先行先试，发挥“试验田”作用，为创新业务监管积累经验。前期，协会对人脸线下支付业务进行自律管理，制定了相关的业务和技术要求，为下一步对人脸支付的监管提供经验。
强化行业自律治理 持续加快发展步伐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站在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前期支付产业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需“咬定青山不放松”，进一步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协会结合自身履职和业务发展，在加快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更是责无旁贷。
一是强化行业自律治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协会作为社会自律组织的制度，不断提升行业治理水平和能力。积极履职、强化服务，推动协会政策传导、市场自律和行业服务三大体系基本定型，凝聚行业人心，增强从业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提升会员单位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共同促进支付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支付为民”初心，践行新发展理念，通过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完善产业治理机制，着力提高支付产业发展的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防范和化解支付风险，引导支付产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中发挥更大作用。深入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产业做法，引导会员机构着眼重大公共事件，强化异地远程系统运行接管和经营实体运营全面接管的应急演练，防患于未然。发挥好协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会员自治的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加强对头部企业日常经营行为的自律管理，鼓励和支持中小支付机构找准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共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加大服务力度。
继续引导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努力引导会员单位和产业整体回归业务本源，聚焦聚力优质支付服务提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方面，围绕企业需求，更加高效地提供账户开立、财务管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并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高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降低其资金成本。在服务社会民生改善方面，瞄准便民支付的痛点和难点，重点拓展医疗、教育、税费、公共出行等场景，提升支付服务可得性；注重保护支付领域个人隐私信息，提高支付业务、收费以及维权保障等方面的信息透明度，使支付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成为社会民生和百姓生活的贴心好帮手。推进对于刷脸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自律管理，在金融科技产品检测认证工作的开展中加强对支付APP、支付终端等收集个人信息的要求和规范，对于违规收集、使用、传输或存储支付信息的行为加大惩戒，筑牢支付信息安全防线。在服务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方面，扩大基础性金融服务在西部贫困地区的覆盖，便利农民开卡、开户、取现和电子支付消费；通过乡村振兴卡、与扶贫点合作以及扶贫商品销售等方式，在农村电商发展、合作社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等领域提供针对性的支付和“支付+”服务，以支付带融资，以支付推征信，以支付促创业，为决胜扶贫攻坚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产业贡献。
三是严守合规底线。
支付产业链长，利益多元，风险点多面广，风险形态多样，随着支付业务创新，新型支付风险也会不断出现。协会将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大局出发，积极配合严监管常态化，强化自律管理，引导会员单位努力掌握经营规律、把握产品迭代时机，避免经营风险，消除不合规经营的内在动力。会同会员单位研究支付风险规律，运用科技手段，实现风险的早发现、早预警、早拦截、快止付，力争跑在风险前面。综合运用自律管理和风险整治的手段，通过建立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形成支付风险和市场乱象的综合治理，并形成长效机制。在认真落实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数据挖掘和监测工作，多措并举，综合运用自律手段，治理行业乱象，净化市场环境。
四是深化对外开放。
“走出去”和“引进来”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支付产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如“走出去”过程凸显部分机构需要狠练内功、提高法律风险意识、本地化发展模式还不成熟等突出问题。协会将着眼履职，强化会员服务保障，不断提高服务保障能力。一是做足信息支撑服务，及时调度“引进来”“走出去”的市场主体的信息和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考虑通过定期论坛等平台形式，牵线搭桥，面向市场主体推介“引进来”“走出去”好的做法和经验，强化正向激励。二是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自律组织的沟通，探索建立突发事件自律协调机制，保障境内市场主体“走出去”发展的合法权益；探讨建立定期会晤机制，组织双边或多边市场机构参加会晤研讨，交流业务开展和经营发展做法，加强跨境支付中市体主题的充分沟通。鼓励国内实力较强的收单机构、互联网支付机构“走出去”发展，并为其到相关国家开展业务争取平等国民待遇。三是面向国内外支付服务提供的市场主体做好监管政策解读、政策执行培训辅导；面向国内外市场终端用户做好支付服务的需求调查和支付产品宣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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