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他，大学毕业即进入金融系统，公派赴英学习专业保险；先后执掌中保国际、中国人寿两家大型保险企业；广阔的国际视野使他执掌中保国际游刃有余，对资本市场的深刻理解令他成功打造我国保险行业“第一股”，赢得“王者归来”盛誉；接手中国人寿6年，他为中国人寿制定实现了企业战略、业务调整、文化再造、三地上市、成为综合金融集团等重大使命，为这艘“巨无霸”的长期领先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他，就是先后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保险（欧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并连续担任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杨超。
2019年初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均提出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易纲行长、郭树清主席也表示要“坚持金融全方位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保险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发挥保障作用，切实成为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稳定器”，需要每一位保险从业人员积极研究、深入探索。
本期，我们请普华永道中国保险业主管合伙人周星作为特邀主持人，请杨超作为特邀嘉宾，从历史和纵深的角度，围绕我国保险业的高水平发展，进行了深刻对话。
带领中保国际率先吃“资本螃蟹”
周星：您于2000年3月正式出任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您烧的“三把火”给中保带来了哪些改变？
杨超： 我从1996年3月开始担任中国保险（欧洲）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海外经营性机构划归中国保险集团，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因为新成立公司内部的很多机制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海外业务划转而来，总公司认为我之前的工作经历使我相对更熟悉如何在两种机制间进行协调处理，所以在2000年3月将我任命为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也是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外，总公司把我调过去，对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公司实现改制和上市。
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我去了以后，并没有烧“三把火”（笑），而是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重组中保。当时中保旗下有好几家产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其中最大的3家分别是中保、太平和民安，都是产险公司。中保成立后，将这几家产险公司整合重组成一家，于2000年8月成立为民安保险公司。
第二件事是实现中保国际在H股上市。中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于2000年2月在香港成立，6月29日即实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由于香港市场的竞争很激烈，中保最初的发展比较困难，加上国内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实现上市，让我觉得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万事开头难。要把中保国际在资本市场上“嫁出去”，就要知道什么是资本市场，了解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到底有什么帮助。通过主导中保国际上市，让我在相关方面摸索了很多经验。
第三件事是复业中保的国内保险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按照国家对保险业整体战略部署，中保将国内业务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己专注海外业务。中保国际成立后，我认为中保作为中资企业，开拓国内业务是其应有之义。但要恢复中保的国内保险业务，就要先争取保监会的支持。当时担任保监会主席的是马永伟同志，他表态大力支持中保回国复业。由于复业及时，赶上了我国保险业大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反响非常好。
周星：虽然中保国际的上市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但今天来看，上市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公司的中资或说国资背景并不十分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这条路上为什么仍要坚持到底？
杨超： 朱镕基同志曾说过，竞争是必要的！竞争能够使中国金融业产生危机感，从而引进先进技术、顶尖人才，将国外的成熟经验搬到中国，提升国内金融业的服务质量，推进整个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
在中保国际之前，其实已有中资企业以H股的身份在境外上市。但国外的财务投资人、战略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对这些中资企业海外上市的背景及内涵，多数不是特别了解。中保国际要以红筹股身份在香港上市，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就更多。首先，中保国际的战投分别是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名下的三个财团，也是当时香港最大的三个财团，它们对中保国际的支持，代表了主要投资人对中保国际发展前景的看好。其次是普通投资人，因为买企业的股票实际上就是买企业的未来，他们对一家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核心团队、企业文化与品牌声誉的关注，会通过公司股价的涨跌直接反映出来。
通过中保国际上市，我更加感受到资本市场的威力。2000年中保国际上市时，股价为1.41元，到2005年我赴任中国人寿的时候，股价已经涨到5元钱左右；据说股价最高时甚至曾触达26元。
从“开眼看国外”到“开眼看国内”
周星：2005年5月，您从中保国际转战中国人寿。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出改变？
杨超： 这背后还有个小故事。我女儿与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女儿是好朋友，两人都在香港投行工作。两人一起从投行转到私募后，回内地开拓国内市场，要一起请两位老爸吃顿饭。吃饭期间，她们提出来一个问题，说按两位老爸的年纪，都已经很成功了，也都做出了一个上市公司，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出山？
我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去中国人寿是组织的决定，认为我在中保干得不错，现在中国人寿因为一些原因也需要一位有海外经验、主导过公司上市的人担任公司领导。虽然我已经55岁，再过5年就退休了，而且接手一个企业，两三年是适应过程，四五年进入角色，再有五六年才能全力以赴，真正实现战略目标，但既然是组织的决定，我当然要服从，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去中国人寿了（笑）。
周星：确实。即使放在今天，一家有海外背景的公司与一家没有海外背景的公司，对某些基础事物的理解可能都是完全不同的。您是怎么解决这些困扰的？
杨超： 从我自身来说，我有学医的背景，当过5年医生，学过法律，当过贸易促进委员会仲裁员、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这两个背景对我一生都有重要影响，包括在中保国际和中国人寿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的时候，医学和法律使我受益匪浅。中医的看病方式是四诊八纲，四诊是望闻问切，八纲是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管理一个企业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察表征，查探现象，帮助判断企业运营是否健康顺畅。法律的规章制度则使我形成了step by step的工作思路，不可以超越，对我作为决策人的帮助非常大。如果有下属请我签一个急件，我会让他先放下，必须按照程序办。尤其是进入管理层后，做决策时更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做。
周星： 作为第一家同时在上海、香港和纽约三地上市的保险企业，中国人寿在不同上市地点的股价却出现较大差异。比如，当时公司在H股的股价已达到28元港币，而回归A股的价格仅定在18.88元，低了近三分之一，使得市场上出现不少质疑的声音。您作为中国人寿回归A股的主导者，对定价问题是如何考虑的？
杨超： 自2006年12月19日公布A股招股意向书，到2007年1月9日正式挂牌上市，中国人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成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说是“闪电回归”。之所以将A股IPO价格定为18.88元，是因为中国人寿的稳健成长是国内老百姓支持的结果，特别是国内客户支持的结果。作为一家公众企业，理应向客户回报以公司成长的红利，让客户在购买公司产品、为公司业绩增长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能够切实感受到、得到支持公司成长的红利。这是作为一家公众企业应尽的责任。所以经过反复商量斟酌，最终将股价定在了18.88元。应该说，回归A股、回馈社会的决定，使中国人寿成为2007年第一只蓝筹股，是继工行、中行、中石化之后的A股第四大上市公司，也是国内第一只保险股。这个价格在开市当天就涨到37元，翻了一番，总计冻结资金约8325亿元，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纪录，真正做到了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让客户、股民甚至财政都收获了满意的结果，堪称多赢。
主导中国人寿走向综合性金融集团
周星： 2006年开始，中国人寿在银证保信等领域的股权投资日渐频繁。对公司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杨超： 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使我能够置身全球发达市场，耳闻目睹成熟金融企业的发展轨迹。国际化发展道路、多样化业务经营的落脚点，必然是综合性的金融集团。在当前金融创新飞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如果能够同时拥有银行、信托、证券、基金牌照，加上投资控股，对资源进行战略整合，相较只拥有寿险公司牌照或产险公司牌照，可以发挥更大、更全面的金融支持作用。结合国内外金融市场变化与中国人寿的实际情况，我在公司确立了“主业特强、适度多元”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将国寿打造成国际顶级综合性金融保险集团的奋斗目标。
由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在综合性金融集团中占有相对更加重要的地位，根据中国人寿在2006年的经济实力、业务规模、资金量和结构布局，我感觉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开始尝试控股1～2家银行。其实当时班子的一致意见，是在财务投资银行的基础上，尝试战投2～3家商业银行。但考虑到监管政策已明确提出，保险企业发起战投不能超过两家。所以我们虽然在最初战投的是兴业银行，但很快就放弃了，改为竞标广发银行。对广发银行的竞标，总共有3个团队参与，最后中国人寿与花旗银行联手，借助花旗银行强大的技术实力与资金背景，中国人寿的分支机构布局与政府支持背景，双方一拍即合，一举成为广发银行的主要股东。
中国人寿先后以战投身份投资了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很高的经济效益，但在投资入股银行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和分享的经验与教训。比如，我们联手国家电网和美国花旗银行共同收购广发银行的时候，就收购协议条款进行商业谈判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在时间紧，工作量大，涉及面宽，政策性、法规性强的情况下，我没有直接回复“行”还是“不行”，而是请相关法律专家顾问针对协议内容，判断协议条款是否合理公平。当时有人认为，我是公司负责人，可以直接对交易拍板，无须多此一举。但在我看来，中国人寿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在本质上就是公众企业，背后是各大小股东的利益，其中也包括财政部。所以，我做此处理的背后原因是要为公司股东的利益负责。此外，协议作为一种契约，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律条文，签订契约的双方必须是平等的，体现在法律条文上就是必须公平、公正、透明。
周星： 2008年，中国人寿成功回归A股后仅仅1年，美国爆发了至今谈起仍令人色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包括一些百年以上、全球性、超大型的金融机构都遭受到严重影响。但中国人寿的排名在金融危机期间却上升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杨超：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既注重保险业务的发展，也注重投资业务的发展。当时，我的想法非常明确，就是中国人寿必须立足国内，以国内市场为发展基础，向全球“走出去”。在战略规划上，我们考虑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以寿险为保险核心主业，以资产管理为非保险核心主业，从传统的负债主导型寿险公司转变为资产负债管理寿险公司。第二步是将核心主业扩大到养老保险和财产保险，创建综合性保险集团。第三步是通过多种渠道将核心主业扩大到银行、证券、信托、基金等非保险领域，大幅提升中国人寿作为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发展前景和投资价值。以此为核心进行公司文化建设，包括管理国际化、运作市场化、制度规范化、人才专业化、决策科学化，进而将产险公司、养老金公司、电商公司等逐步发展起来，最终实现业务整体化。
“公司治理+社会责任”成就顶级企业
周星：总结您的职业生涯，会发现您特别强调一家企业一定要把社会责任作为己任，这种理念的形成是源于您的自发思考，还是作为一名保险人的自觉选择？
杨超： 保险并不仅是简单的保障和赔付，它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包括民生工程的社会治理密切相关。中国人寿是国内保险行业第一家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发布报告的背景，源自中国人寿树立的良好企业形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包括积极参与援藏援疆、抗洪抗震、抢险救灾、新农村建设、希望工程、定点扶贫等活动，并于2007年6月16日捐资5000万元发起成立国寿慈善基金会，同时启动了重点关注9亿农民医疗保障的“国寿乡村医疗扶贫计划”。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在第二天就赶到了地震现场。当时迅速出现在当地的，中国人寿是第一批相关单位，除此之外就是赶到救援的急救部队，还有时任总理温家宝。随后我代表公司率先向灾区捐款1600万元，又在全系统号召捐款累计6000万元。14日下午，我再次代表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提出助养汶川地震中的所有孤儿。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一些购买了中国人寿保险产品的客户在确认公司善举后，纷纷表示要将产品分红捐给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我认为，这意味着公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真诚初心切实得到了社会认可。
周星： 是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否也体现在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中？
杨超： 其实，企业的基本文化不要搞得太复杂，我更强调“用心经营、诚信服务”八个字。好的公司治理不一定能确保企业走向成功的顶峰，但一个不好的公司治理却能摧毁任何一个已经成功的企业。中国人寿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在实践中严格遵循三地监管规则，特别是遵循上交所《企业管治常规守则》和美国萨班斯法案及404条款的要求，在遵循国际最佳公司治理实践的同时，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国寿还建立了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决策机制，经营管理中的发展战略、年度经营计划、重大投资和风险管理等重大决策，都要通过董事会研究决定。我们还会积极听取机构投资者的意见，如2007年集团下属的寿险公司在广西的南宁和桂林举办的“全球分析师公司开放日”活动，可以说是对中国上市企业投资者关系的一大创新。
此外，品牌也是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公司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驱动力，是公司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力的综合体现。根据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8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人寿位列第42位，比2017年上升9位，在入选的中国企业中排名第11位。这是中国人寿自2003年以来连续第16年入选，成为连续入选次数最多的中国保险企业。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18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国人寿品牌也继续位列第五，据称品牌价值高达3253.72亿元人民币，在所有入选的保险企业中排名第一。
周星：外界对您担任中保与国寿“总指挥”的工作经历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因为经过您“梳理”的公司，总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市场中。能否请您从职业生涯出发，谈一谈中国保险业的未来？
杨超：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保险是永远不可缺的，对保险业的建设永远需要加强。与此同时，保险业的发展壮大永远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保险从业人员来说，应不断接受挑战，勇于抓住机会，学习更多新技术、探索更多新方向。坚持踊跃创新，在创新中不断摸索，推动中国保险服务逐步从传统转向现代，这是作为一名保险人永恒的追求。
（本文根据“国家金融记忆——改革开放40年40人”系列的杨超访谈部分内容整理而成。更多访谈成果请关注《当代金融家》杂志旗下的“当金”微信平台订阅收看）
上一篇：金融财政支持科技创新发展之道
下一篇：积极稳妥推进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