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鲍威尔表示，在美联储的基准展望中，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保持稳健，劳动力市场将保持强势，通胀将回升至接近2％。然而，这种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尤其是贸易前景和全球经济增长。此外，美国的债务上限和英国脱欧等问题仍未解决。
正文
75年前，彼时全球重要的经济和政策首脑聚集在新英格兰一座寂静的山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肆虐时，他们设想出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规则、程序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以促进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经济重新复苏和稳定。
今天，我们聚集在巴黎这座光之城，来重新审视他们的远见卓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恢复国际经济和重建稳定的金融秩序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的数十年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促进全球货币合作、金融稳定和国际贸易以及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944年，政客、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聚集在新罕布什尔的华盛顿山酒店（Mount Washington Hotel），他们知道，战争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带来的创伤和悲剧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的经济体系。对我们来说，在今天的晚宴上，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尽管这场危机无法与20世纪30、40年代的灾难性事件相提并论，但它代表了自那个时代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金融动荡，在许多方面，我们也在努力应对一个发生了变化的世界。
今天的会议从多个角度审视了后危机时代的环境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感谢法国中央银行组织了这次重要的活动，感谢诸位发言者的深刻见解。今晚，我将对新环境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首先，讨论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然后，重点介绍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环境结构性变化；最后，考虑这些结构性变化如何影响我们实施货币政策的框架，并且美联储系统正在对货币政策战略、工具和沟通进行审查。
当前，美国经济已保持连续11年增长的态势，失业率已从危机后10%的峰值稳步下降，目前保持在低于4%的水平，且已超过一年，是半个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大量的就业机会刺激了劳动力的广泛参与。在经济复苏之初，工资只是勉强上涨，但在过去几年里，工资水平有所上升。最近，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第一季度以略高于3%的水平增长，与2018年的强劲步伐相似。但第一季度的增长主要是由净出口和库存推动的，这两类不稳定的支出通常不能作为持续增长势头的可靠指标。事实上，第二季度的总体增长似乎已经放缓。第一季度疲软的消费支出增长似乎已经反弹，但企业固定投资增长明显放缓。此外，自2019年初以来，制造业一直疲弱，部分原因在于商业支出疲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对贸易局势的担忧。
尽管失业率较低，整体经济增长稳健，但通胀指标表现低迷。在2018年大部分时间接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 2%的对称目标后，2019年稍早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核心通胀率均有所回落。目前估计，在截至6月份的12个月中，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的变化为1.7%。
在我们的基准展望中，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保持稳定，劳动力市场将保持强劲，通货膨胀率将回升——接近2%。然而，这种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特别是在贸易发展和全球增长方面。此外，美国联邦债务上限和英国退欧等问题仍未解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参与者还对通胀率低于2%的目标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表示担忧。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最近一次6月的会议时判断，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增强了采取某种程度上更为宽松的政策立场的理由。我们正在仔细监测这些事态发展，并评估它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我们还将在货币政策制定者自“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以来所面临的更广泛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评估这些进展。我将重点谈三个方面:宏观经济背景的变化、货币政策工具的扩大以及对沟通和透明度的高度重视。
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大衰退之前，美国PCE的年均通胀率为2.6%，GDP增长率为3.4%，10年期美国国债的利率为6.5%。自大衰退谷底以来，平均通胀率和产出增长率都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平均为2.4%。这种下降并非美国独有。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通胀率下降了近一半，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胀率不到过去的五分之一。事实上，除了少数例外，我们都面临着较低的利率、增长和通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伴随着这些下降而来的是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得多的失业率。
宏观经济环境的这种变化意义重大，因为通货膨胀、产出、利率和失业率是我们指导政策的重要结构性特征。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在货币政策改善、人口结构、全球化、生产率增长放缓、对安全资产的需求增加、失业与通胀之间联系减弱的背景下，通胀预期得到了较好的稳定。
还应该指出，自危机以来，政策制定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全球因素与我们政策的相关性。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及其传播渠道凸显了经济、金融和政策环境的相互关联性。美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反之亦然。此外，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如何通过金融市场、贸易和信心渠道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状况。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相互联系的预期影响，并将它们纳入我们的政策决策。
第二，面对危机期间经济和金融的急剧崩溃，政策制定者们迅速用尽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并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来支持本国经济。在美国，这些措施包括新的前瞻性指导和一系列资产负债表政策。纵观不同经济体，所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降息和支持经济复苏方面总体上取得了成功，尽管周期性和结构性的不利因素使我们难以实现通胀目标。此次危机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政策制定者现在有了更广泛的经过测试的工具，可以在下一次达到有效下限时求助。我们必须继续评估额外的策略和工具，以支持经济复苏和满足通胀及就业的双重任务。
第三，危机和大衰退使中央银行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必要性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中央银行之间的沟通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很重要，因为关于经济、风险，清晰、透明的沟通对工具的有效性以及我们对社会公众的责任至关重要。
这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适应这种新环境?各国中央银行认识到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有效政策应对的必要性以及明确沟通的重要性，正在更密切地审视自己的策略和目前可使用的工具范围。就我们而言，美联储正在对用来促进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目标的策略、工具和沟通进行首次公开审查。此次评估的核心是，美联储在全国各地、在每一个储备区，都直接听取所服务的选民的意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久将在例行会议上评估这些事件的教训。
与会的许多中央银行也在深入研究当前环境带来的挑战，评估工具和策略。期待在未来的岁月，当我们面临这个新时代的考验和机遇时，相互分享和学习经验。
【本文摘译自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2019年7月16日在法国央行所主办的布雷顿森林体系75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演讲。演讲的英文标题为“Monetary policy in the post-crisis era”。英文全文可参见国际清算银行官网（https://www.bis.org/review/r190718a）。杰罗姆·鲍威尔，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乔治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18年2月5日，在华盛顿宣誓就任新一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接替前主席珍妮特·耶伦执掌美国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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