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正文
近年来，金融科技（FinTech）成为继互联网金融之后的又一发展新浪潮。总体来看，金融科技在银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一方面，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这要求银行业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另一方面，服务实体经济既是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也是我国银行业借力互联网的快速崛起，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面对金融科技浪潮，银行业应积极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以理性的思维和开放的心态，包容整合可以利用的资源，加速自身的变革和转型，努力重构银行业新的运营模式和新的经营模式。
当前，全球银行业正在迈入银行业4.0时代（数字化时代）。数字化转型是这一阶段的发展重点。麦肯锡也预测，下一个十年将是决胜数字化战略的分水岭。随着我国银行业迈入数字化时代，其数字化转型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在传统的银行总分支职能管理体制下，无论垂直化的事业部运营还是矩阵式的条线部运营，都与客户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存在着一定差距。二是由移动通信推动的向互联网模式迅速转变的银行客户消费行为，给银行线下营业网点带来很大冲击。三是既懂银行业务、又懂信息科技的人才储备相对不足。
巴塞尔委员会针对金融科技将给银行业服务带来的影响，提出了下一阶段银行业发展的五种形态。一是“更好的银行”，即银行+科技创新驱动。二是“更加现代化的银行”，即银行利用金融科技，充分实现成本低、速度快。三是“分散式银行”，即银行负责维护原来的客户、市场、风险管控，但部分业务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由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四是“降级的银行”，即银行对客户或前端的服务被金融科技公司取代，银行则固守老本行，负责风控和产品设计。五是“去中介化银行”。
一是“服务智能化”。
银行从传统“以产品为中心”向 “以客户为中心”转变，通过金融科技赋能，推动前中后台数字化再造，创新运营和经营模式，全面提升客户体验。由远程智能柜员、智能导览、智能排队、智能填单、大堂智慧柜员、智能运行监控等系统组成，通过有机协同，形成完整的、高效的银行网点智能化运行模式。
二是“业务场景化”。
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零售业务仍是重头戏。一些银行利用数字化产品的小步迭代开发模式，将复杂的银行产品和服务深度嵌入多维度、高频次的交易场景中，让银行服务无处不在。如光大银行的云缴费平台，为老百姓便利缴交电话费、水电费等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三是“渠道一体化”。
长期以来，物理网点和客户经理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了解客户、提供服务的主要渠道。但新一代年轻人更希望能够通过简单快捷的方式获得更加高效的金融服务。特别是2018年以来，银行网点的离柜率接近88.67%，实现了线上办理大部分业务。如建设银行推出的三大网络渠道和三大创新产品，在线缴费支付、网上信贷理财、网络信贷融资，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实现O2O服务。
四是“融合深度化”。
麦肯锡对全球100家领先银行的调研结果显示，52%的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有合作关系，37%的银行采用风投或私募的形式布局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也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针对金融科技的具体监管曾给出五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应提高监管的主动性，主动识别防范风险；二是应协同其他部门共同监管，开展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合作；三是应加强跨境监管的合作；四是应加强监管专业人才培养；五是应加强动态监管方式。
金融科技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诸多挑战，增加了银行业监管的难度。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风险的复杂性加大。金融科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背后是庞大、复杂、相互关联的信息系统，客观上造成了比传统银行风险更大的复杂性。面对高度的虚拟化、网络化、数字化、移动性、分布式的金融科技体系，及其匹配的新技术、风控能力和技术资源，都对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风险的跨界传染性增加。金融科技使得银行等市场主体可以跨越时空限制，在不同领域、不同市场、不同国别开展多元化、国际化的金融业务，跨界混业更加明显，同时使得风险的跨界传染性提升、风险的交叉感染“并发症”传播范围更广、杀伤力更大。
三是风险捕获的难度增大。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等金融科技的金融服务，具有高度依赖线上渠道、全时在线运营和持续积累多种类用户行为及金融交易数据等特点，容易引发操作风险、运行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等。
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外的社会环境与金融监管环境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外金融科技发展与演变也存在较大的差别。
首先，相较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给出的金融科技定义——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能够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应用、过程或产品，从而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或金融服务的提供方式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发展的金融科技更多是强调前沿技术对持牌合规的金融业务的支持和优化。
其次，金融科技在本质上仍没有脱离金融业，技术的运用仍需遵循金融业务的内在规律和秩序、遵守现行法律和金融监管要求。金融监管部门通过引进监管科技（RegTech）技术实现穿透式监管，提升合规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规范性和风险监测识别能力。
最后，运用科技监管必须保障数据安全，大力推行标准化建设。鉴于金融科技监管的特殊性，可尝试借助“监管沙盒”先行先试，提高监管效率。
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相伴而生，两者都以数据为核心驱动，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为依托，以更高效的合规和更有效的监管为金融机构提供各种解决方案。对此，中国银行业协会充分利用自身的引领、沟通、协调职能，进一步发挥协会作为行业组织的平台作用，在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做好“两服务”（服务好会员单位、服务好监管部门），积极为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指导。
一是顺应数字化趋势，推动银行业将数字化转型提升为全行战略。
在监管部门的引导下，许多银行、金融机构因事而变、因需而变，从被动到主动，明确提出全面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实施路径，试水数字化转型新模式。例如，中国银行打造的“一二三四”战略，提出运用金融科技助力业务转型，全面实现数字化获客、数字化生态、数字化风控、数字化运营。
二是契合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推动银行业探索服务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新模式。
首先，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不能仅靠银行业单打独斗，需要财政、税务、产业部门合作对风险进行担保和补偿，特别是需要金融科技赋能，真正将银行的营运成本降下来。如借助数据科学、行为分析等手段对日常交易数据流、信息流进行分析，有效加快银行信贷决策的速度，提高资金配置的准确性，实现个性化风险定价，降低风险损失。其次，针对中小微企业缺担保、缺信用的特点，运用金融科技赋能做好中小微企业辅导，帮助做好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等。如借助大数据分析，在传统征信机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有效延伸对长尾客户的服务。例如，建设银行开发的小微快贷、平安银行开发的数据贷等，通过对金融科技的有效运用，真正实现了“秒批秒贷”，极大提升了效率。最后，还可以助力打造供应链金融，获取核心企业上下游、交易对手及生态圈的客户，在产业链上迅速实现规模化，进一步降低获客成本，提高获客效率，并提供良好优质的服务。
三是推动银行业加强数据治理，严防数字化风险。
按照银保监会2018年5月发布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的通知》，推动银行业加强基础防护、主动防御两个能力的建设，防范数字化的风险。
四是推动加强银行业复合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着重吸引和培养金融科技人才。
金融科技冲击对传统的人才资源配置和人才结构影响较大。据哈佛专家指出，新技术冲击下，电话销售人员、数据输入人员、收银员等岗位需求在2007〜2017年期间出现了-47.9到-69.1%不等的负增长，下降一半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规人员、IT安全分析员、软件开发人员等岗位需求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岗位增长率在70%〜169%不等。今后，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培养储备懂数字化技术、银行业务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为银行业数字转型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五是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
新技术的使用推广和产品的创新离不开监管的支持和对监管容忍度的理解。巴塞尔委员会认为，虽然金融科技具有显著优势，但创新不能以牺牲安全性、稳健性和消费者利益为代价。银行及其监管者应考虑对金融科技下的新兴渠道和服务实施与现有银行业务同等的风险管理水平、控制标准和保护措施，要避免监管套利。
六是加大对合规科技的投入。
严监管是全球银行业监管的特点和趋势。合规运营能够帮助并促使金融机构主动遵守规范、降低风险、自我监管、完成报表、实时监控并灵活适应不断调整的金融监管规则。如何堵塞漏洞，避免损失，也是全球银行业增加合规科技应用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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