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普及开启的数字生态系统时代，将成为对经济运行影响最大的因素，也是决定产业政策走向最大的因素——当前，产业政策应高度重视大数据及产业平台的重要性。
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取决于政府干预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否比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更能够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产业政策的成败，取决于能否从战略和策略上，使产业政策的“位”与经济生态环境演变的“时”相匹配。在数字生态系统时代，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搭建的产业平台可与下游生产商或消费者直接关联，这一平台支持并控制着大多数生产企业的绝大多数流程，涵盖整个价值链和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就企业而言，目前，企业的开发和生产等环节应有根本性的转变和调整，实现产品和服务在网络化平台上呈现，并促其转化为经济上的效益。就政府政策而言，其单一产业扶持已滞后于“互联网+”之思维概念。政府应继续大力支持互联网平台及大数据建设，同时还应将传统的产业政策从支持某一产业转向为支持这一领域的产业平台上来，通过制度设计促成对行业价值链的改造和提升，提升“三去一降一补”和“企业去杠杆”投入产出效率。
传统产业政策模式及面临的挑战
当市场失灵时，取而代之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什么？传统观点认为，取代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政府干预。然而，从“二战”后各国的经验来看，一旦取代市场的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会远远超出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损失。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平衡点是要以民间的活力为主，同时政府也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政策性补充。
以日本“二战”后至1982年前后产业政策的历史为例，小宫隆太郎分析认为，其大致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政府控制型经济；第二个时期是行政机构与民间企业相抗衡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产业政策为辅，产业政策只是对技术、知识的补充和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总结而言，日本的产业政策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关于产业的一般基础设施，包括工业用地、产业用的公路、港口、工业用水和供电等政策；（2）关于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政策；（3）与各领域的内部组织有关的政策（产业改组、密集化，缩小开工率、对生产和投资进行调整等）；（4）属于横向产业组织政策的中小企业政策。总体来看，日本的产业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很有成效的。
进一步，小宫隆太郎认为尽管产业政策对于处理“市场失灵”是十分必要的，但仍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四个问题：（1）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认为市场出现了失灵；（2）针对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3）市场虽然时常失灵，但政策或政府部门也可能出现失误，对此应当怎样判断；（4）产业政策的实施总要伴随着财政负担等各种代价和副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政策的效果和各种代价进行衡量。
以上，从小宫隆太郎的分析，可透视传统产业政策的经典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数字生态系统时代催生产业平台商业模式
如今，数字化正在重塑商业世界，如果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对于数字生态系统环境的研究和应对，将严重制约发展实体经济的效果和水平。数字生态系统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而且推动着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演进，甚至给产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在这些新兴商业模式中，近年来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产业平台商业模式。产业平台商业模式作为一个商业术语，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双“十一”在电商网站上血拼，通过微信为客户提供服务，在手机上下载各种APP——我们已经切切实实感受到平台带来的影响。
在商业层面，互联网带来的去中心化使多方协同的价值创造模式成为可能，越来越多相关方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他们之间互动需求越来越频繁。产业平台能高效地将多方聚合在一起，并提供互动机制。产业平台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高层次的融合，其价值创造过程不是依赖企业与产业自身的资源，而是产业的生态系统，产业平台是产生未来商业模式的基础。产业平台的应用有交易撮合、个性化制造、生产型服务业等；平台提供的价值，除了销售渠道之外，还会包括诸如开发、设计、支付、物流等增值服务。借助平台数据产生的洞见，数字平台将对交易双方进行精准匹配，实现智能化撮合和个性化制造，大幅提高成交率。
近年来，产业平台商业模式正从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向传统产业延伸，目前不少国际传统产业内具有远见的企业已在试水平台模式，譬如菲亚特的车联网，耐克的 NIKE+，通用电气的 Predix平台，飞利浦的 HealthSuite平台，约翰迪尔的MyJohnDeere平台，并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产业平台商业模式也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例如，宝钢下属的欧冶云商平台不只为宝钢服务，也是全产业链的开放式平台，其包括钢厂、钢贸商、加工商、物流商等，平台除提供撮合交易服务，还提供物流、加工、金融等服务。据IDC预测，到 2018年，超过50%的国际大型企业、80%的其他企业都将拥有完善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由此创建产业平台或与之结为合作伙伴。
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要求，需要打造高效专业的产业平台予以支撑，在数字生态系统时代，依靠高效的产业平台，不仅能迅速形成创新成果，而且能迅速将创新成果产业化，还能促进生产与需求对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有效汇聚资源促进分享经济成长，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基于此，政府对“双创”产业的扶持如果还仅仅停留在对某一企业的财政补贴、税收返还等就显得过时，其应转向支持基于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模式的产业平台发展，促进线上线下加快融合，这将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动力强劲，潜力巨大。
产业平台商业模式优于传统商业模式的四个转变
产业平台商业模式作为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型经济形态，与传统商业模式的不同表现体现在“四个转变”，落脚于共享、普惠、个性化和全球化。
一是信息传递链的转变——共享。传统企业的痛点之一是信息传递链过长，导致信息传递不高效、不及时、沟通成本高。产业平台商业模式要打造一个由平台所有成员共同组成的产业价值网络，借助该网络缩短产业链，供需双方直接对接，促进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痛点。
二是价值创造对象的转变——普惠。传统企业的痛点之二是各自为政，导致各扫门前雪，难以形成行业整体的组合叠加效应。产业平台商业模式是利用平台进行跨界、跨行业整合，为平台的所有成员创造价值，向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三是体验模式的转变——个性化。传统企业的痛点之三是缺乏个性和特点，导致产品过于标准化，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产业平台商业模式的竞争力源于平台上所有参与者带来的丰富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建立具有个性化特点的生产模式。
四是市场范围的转变——全球化。传统企业的痛点之四是只能立足区域市场，导致资源配置局限于区域内企业。产业平台模式重新定义了市场的地理范围，市场和生产要素获取的范围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限制，原先一些立足于区域市场，资源配置局限于区域内的企业，其既有区域优势将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市场与资源配置策略。
产业平台商业模式驱动产业政策模式转型
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目录指导、市场准入、项目审批与核准、供地审批、贷款的行政核准、强制性清理等行政性直接干预措施被显著强化，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更为广泛、细致和直接，体现出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与替代市场的作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虽然解决了工业化初期面临的资本不足、人力资本缺乏等约束性问题，但该模式存在两个弊端：一是政策着力点仅仅放在扶植、保护某一产业上，而未从产业价值链创造视角，去考虑生产者、交付者，如何连接、整合、协调，因此也缺乏一套好的平台治理机制来协调、管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保证整合协同的综合产品服务交付质量。二是忽略市场机制，同时也偏废了产业政策的辅助作用。监管机构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业内部、企业微观层面，而无暇顾及产业之外的政策基础环境。产业平台商业模式所创造的价值潜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数据共享，而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法规体系是缺失的；市场监管制约了创新，在金融服务业，比如，银行能否全面开通各类在线业务，取决于某些交易是否需要客户亲自到场的规定。又如，网上平台可以推动二手车市场的发展，但前提是跨省交易的监管规定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而产业平台商业模式是“赢家通吃”的商业生态,在一定程度突破旧有生态圈，找准切入点后，利用平台思维，驱动产业政策模式转型。
政府应助推产业平台创新融合集聚开放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已全方位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产业发展也将以经济资源的全球配置为基点，全面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特别是在产业平台商业模式下，行业的边界模糊了、区域限制打破了、商业创新加快了，面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创新模式的巨大变革，需要政府根据市场基本准则调整相应制度安排，扩展市场的作用范围，以市场价格机制为主，产业政策为辅，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注重促进企业创新与能力建设，强调通过完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与市场建设，构建科技信息交流平台与技术转移、成果评估和交易、产学研合作等共享平台，通过对创新活动的普适性支持，促进企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升，具体来看可以在促创新、促融合、促集聚、促开放等方面发挥产业政策的辅助作用：
一是市场主导、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平台企业的市场开拓意识，引导其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增强平台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形成平台企业和产业集聚优势。
二是促进融合、统筹发展。充分发挥平台企业的综合优势，以需求为导向，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培育发展新型业态，强化平台经济对上下游产业的双向带动和统筹整合能力，加快形成以平台经济为核心，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动并进、融合发展的良性格局。
三是优化布局、集聚发展。立足产业空间布局和发展基础，培育壮大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平台经济产业和企业品牌，促进相关企业、创业者和消费者在空间上合理集中，资源集聚，构建特色鲜明的平台经济集聚区，促进本地平台与各地平台互联互通，使平台经济成为区域服务经济的重要支撑。
四是开放高效、持续发展。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市场规范、政策扶持、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造公平开放、透明高效、诚信有序的法治营商环境，借助平台经济增强在国际范围内获取发展要素的能力。
产业平台商业模式推动产业政策转型需行政管理创新
以某城市为例，在其贯彻《中国制造2025》的工作过程中，在产业政策转型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尝试：瞄准全球制造业创新制高点，以构建产业生态为基础，推动“在XX制造”向“由XX创造”转型，组织实施新能源智能汽车、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系统和服务等共计八个专项，以带动实现重点领域突破。
首先，在具体专项产业政策层面，政府转变了原有单一行业准入政策逻辑，而是以产业平台思维、按照产业价值链视角和方法梳理产业生态中的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对价值链上中下游企业的国际比较竞争优势和协同优势进行评价分析和展望，明确其中的领军企业和协同企业，从而制定一揽子的产业支持政策。例如新能源智能汽车专项依托龙头企业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转变传统汽车设计、研发、制造理念，创新产业发展和商业运营模式，培育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以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为重点，集合电子科技、先进材料、传感器、车联网、智慧出行、辅助驾驶等技术，建立开放式协同创新平台，集中建设涵盖新能源汽车设计、试验试制及体验、示范等功能的科技创新资源聚集高地，打造全新产业生态。
其次，政府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切实保障制造业转型发展。一是建立统筹推进机制。建立市级层面的统筹机制，充分发挥好顶层设计、政策整合、统筹协调的作用；二是改革行业指导制度。制定高精尖产业统计划分标准，统筹考虑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效益，综合土地、水、能源资源以及就业、税收等因素，建立规模、速度、效益相适应的产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三是增强产业资本运作能力。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设立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相关建设专项，对于8个目标产业价值链设立子基金，每只基金重点扶持价值链中的领军企业，辅以云、大数据等技术支持，创建弹性边界、无缝连接的产业平台，为金融监管目标效应与产业政策目标效应有效衔接构建了载体。四是搭建产业升级服务平台。围绕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品牌质量建设、工业设计水平提升等方面，搭建专业服务平台，推动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与管理，建设专利信息利用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加强重点领域的专利组合布局及专利池建设，推动专利与标准有效融合。五是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以提升“XX创造”品牌世界影响力为核心，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机制。鼓励企业通过收购兼并、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等方式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构建国际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六是完善各项支持政策。充分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优势，推动相关先行先试政策向高精尖产业倾斜。
根据规划，在新能源智能汽车专项中，该市到2020年将在燃料电池汽车和无人驾驶汽车等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在集成电路行业，该市存在“缺核少芯”的问题，到2020年该市芯片设计能力将达到7〜10纳米，扶持培育制造、装备领域各一家企业进入世界前三。2025年将形成创新驱动、高端发展、集约高效、环境友好的高精尖产业发展新格局。
总之，在数字生态系统时代，将传统的产业政策从支持某一产业转向为支持这一领域的产业平台，将产业引导基金与产业价值链升级密切衔接，从产业价值链视角甄别确定企业杠杆率降低幅度，有利于务实推进“三去一降一补”，避免过快压缩信贷而导致经济走低。产业平台带来的商业革命已经改写或正在改写企业的生存规则，推动“去中心化”、“去边界化”转型，可以预见未来十年将是产业平台模式在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发展上的黄金时代。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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