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团结求安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和现实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庆祝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十周年纪念。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对于贵国和欧盟而言，均堪称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尽管最近数年，斯洛文尼亚和欧洲其他地区均遭逢艰难，但回顾往昔，诸君依然可以为斯洛文尼亚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在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仅仅两年后，斯洛文尼亚即加入欧元区，为新成员国中的首例。此后，斯洛文尼亚深深融入到欧洲货币联盟中来。即便是今天，仍有85%的斯洛文尼亚人支持欧元，这充分体现我们之间共同纽带的强劲实力。

然而，在庆祝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十周年之余，同样地，我们还应该庆祝其他几个欧洲历史性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欧洲共同市场正式确立的《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推动实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差不多25周年；实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20周年。

有些人倾向于把以上条约的签署从整个历史进程中割裂开来：他们认为，一个关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一个关乎欧洲货币联盟，还有一个关乎欧洲军事和政治联盟。但是，这些事件并非是彼此孤立的。

上述里程碑事件的动因均源于欧洲人民在面对共同威胁时寻求安全保障的强烈愿望。比如，欧洲大陆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战争，以及不断发展的科技、地缘政治风险和自然环境巨变所引发的全球性威胁。

自1945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推动力显现出强劲态势，表明欧洲一体化的趋势是清晰的。虽然不同领域的一体化推进速度各不相同，但总体方向是一致的。毋庸置疑，从长远来看，相互联合、构建联盟将是应对共同挑战的最佳选择。因此，更加密切的一体化进程不是该或不该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如今，人们的不安全感却在上升。对某些人而言，依靠更加紧密的联盟关系来解决问题不再是不言自明。在某些群体看来，欧洲一体化并不是安全的保障，反而是不安全的来源。某国甚至认为逆转一体化进程会对其更加有利。

这种不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民主国家出现的一些共性因素，譬如对移民、全球化和社会变革的恐惧。然而，在欧洲大陆上还存在某些特殊的力量在发挥逆向作用，尤其是欧元危机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削弱了人们对欧盟作为经济安全基础的信心。

因此，欧洲，特别是欧元区国家，正面临一场重大抉择。我们有责任对公民提出的质疑提供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还需要对解决方案加以平衡：尽管欧洲的确在某些方面需要变革，但也有很多成就是有目共睹，并且让我们引以为豪的。

欧洲一体化已经取得了诸多进展，我们不该坐视当前的困境削弱这些成就。相反，我们应就所取得的进展充满信心，并清醒地意识到，一旦没有这些进展，欧洲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不可否认，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确需要完善和优化，最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欧洲货币联盟改革势在必行。

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立，在欧共体内部建立单一市场, 实现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犹如在一个国家内部一样的自由流动。尽管这一条约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也是非常务实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盟创始国目睹了内向性和保护主义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他们意识到，持续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减弱民众对分裂型民族主义的支持，而最佳途径就是实现开放的市场。

尽管过去十年里阴霾重重，然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愿景是正确的。1960年以来，欧盟十五国的人均GDP累计增长比美国高出三分之一。私人财富虽然在20世纪遭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清洗，但其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仍然翻了一番。当然，这些成绩部分得益于战后重建时期的赶超效应。但是，大量证据表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了经济增长。

据一项研究估测，假设战后没有推进欧洲一体化，那么欧盟人均GDP将会比现状低五分之一。另一项研究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战后经济追赶过程完成以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该研究认为，与非成员国相比，一体化进程为成员国带来了约高出12%的人均GDP增长水平。

2004年至2007年间加入欧盟的国家，如斯洛文尼亚，也共享到了这些成果。对于12个新成员国来说，其欧盟成员国资格在GDP增长中的贡献度占比超过40%。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迄今为止，欧盟是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如今出现的一些声音，质疑开放是否仍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最佳方式。而我们真正需要扪心自问的是，如果欧洲大陆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一体化进程，今天的处境会如何？答案很可能是：将会比现在更加贫穷。

更重要的是，单一市场不仅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还为维持市场的开放性提供保障。当下，在全球范围内可以看到，当人们感觉到少数参与国没有遵守共同法则、或者不正当地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那么市场就不能保持长久开放。欧洲单一市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欧洲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模式来应对这些挑战。

欧洲市场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建立共同的制度，以保证公民免受海外不正当竞争和歧视的影响，即欧洲法院实施的共同监管框架。多年来，那些能够维护欧洲社会模式的核心措施已逐渐嵌入到欧盟法律体系之中，特别是《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旨在为最弱势群体提供保障。

此外，欧盟还在成员国之间制定首个再分配体系，以防止出现长期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盟就向欠发达地区和那些遭受工业衰退影响的地区提供资金支持。2007〜2013年，欧盟从预算中分配3500亿欧元用作结构投资资金。并且，斯洛文尼亚是这些资金的净流入国，其年均融资投资额达到斯洛文尼亚政府公共投资的五分之一。

没有人敢断言这些规则、保障措施以及再分配体系十分完善。有些民众认为这些措施改善生活水平的作用微乎其微，还有些民众认为这些措施过度地“侵入”他们的生活。然而，我们在欧洲构建的是一个可持续开放的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让我们从开放中获益，同时缓解开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如果看到了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便是如何继续发展和完善这一模式，而不是走回头路。

因为走回头路不仅意味着整个欧洲大陆财富骤减，还意味着民众所享有的政治安全会大打折扣。我们应当牢记，单一市场不仅是经济效益的增长引擎，还带来至关重要的政治效益。

首先，单一市场为欧洲各国确立有约束力的政治一体化提供不竭动力。

如前所述，单一市场只有在共同的司法机构——欧洲法院对共同的法律体系进行监管时才能得以延续。并且，除了司法机构，还需有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在欧洲，立法机构由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承担。此外，有行政部门来执行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决议，这一角色由欧盟委员会担任。换言之，从实质上来看，单一市场构建了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联盟。

无独有偶，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历程中也表现出了这一态势。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用简短的商务条款(Commerce Clause)赋予了国会对各州商业活动进行监管的权力，久而久之，导致联邦政府大幅扩张其在经济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其次，强化了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共同制定的贸易政策使欧洲在全球谈判中获得了切实的影响力，既涵盖了双边的贸易促成，也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规则的制定。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对大型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制衡能力，这又赋予欧洲保护其重要关切的能力，比如互联网隐私。这也让欧洲能够实施贸易制裁来抵制不友好国家的敌对活动，进而又增强了军事安全。如果欧洲打算在其他领域深化其一体化程度——如国防和外交政策，那么也需要单一市场所提供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应该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其存在的挑战和近几年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视而不见。我们需要重启单一市场，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因，并且对单一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实施更好的补偿措施。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假如没有遵循这条道路，我们今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单一市场还带来了进一步影响，直接导致了欧元的产生。一旦欧洲决定踏上完全一体化的市场进程，单一货币即便不算基本的市场需求，也成为一种合理的需求。因此，在决定建立一个真正的单一市场之后， 1988年6月,欧洲理事会汉诺威会议制定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具体步骤。

如今，某些人对市场与货币之间的联系提出质疑，认为保留本国货币可能对欧洲更有益。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单一货币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囿于二战之后欧洲各国不同汇率制度带来的长期且不尽如人意的后果。换言之，单一货币也是一种既理想主义、又讲求实效的机制。

欧洲人一向对完全浮动的汇率心存疑虑，认为汇率波动有损贸易一体化。这也是为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他们立即在欧共体内实行蛇形浮动(Snake in the Tunnel)汇率制，以及其后的多次更迭欧洲货币体系来寻求恢复固定汇率的原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这一普遍存在的思潮进行了经典的概括，引用如下：

“在我看来，正处于统一市场建立过程中的国家甘心受制于汇率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新的贸易壁垒，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因此，以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作为单一市场的基础是势在必行的。问题在于究竟该实施何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并且，欧洲已经为非单一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付出过沉重代价。

各国普遍对投机性攻击和货币危机缺乏较强的免疫能力，最惨痛的经历就是1992年至1993年间的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而彼时的资本流动性还远不如当今。当大多数成员国被要求有效地引入锚货币政策之后，这些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就降低了。事实证明，即便是这些国家实施货币贬值，对于应对名义冲击来说并不总是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反而会引发更高的通胀，需要进一步进行贬值。

此外，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没有单一货币，循环往复的贬值将会扭曲公平竞争的条件，长期来看还可能破坏单一市场的运行秩序。一个生产力和竞争力均有所提高的经济体，由于竞争国的货币贬值，反而会丧失与其市场份额增加相对应的、本该享有的利益。并且，如果某些国家有意实行“以邻为壑”（beggar thy neighbor）的方针，那么其他国家为何还要永久性地向它们敞开大门呢？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单一市场不允许少数成员国对汇率做出小幅调整，而是大幅的货币波动，就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经历的那场货币波动一样。而这种大幅的货币波动恰恰能够切实地考验所有成员国是否有保持其市场开放的意愿。如果没有欧元，我们可以想象，货币市场在经历像互联网泡沫破灭、雷曼兄弟破产和主权债务危机等冲击时，会作出什么反应。

实际上，欧元总是面临着“转型”与“危机”的艰难平衡与取舍。一方面，通过以欧元来强化单一市场，我们可以锁定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并由此使整个联盟受益；但另一方面，这也会剥夺单个国家应对短期冲击的调节工具，尤其会剥夺这些国家自身的汇率工具。因此，要使这种平衡与取舍对我们有利，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短期代价。

这要求我们要满足由蒙代尔和其后来学者所提出的实现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al Currency Areas，OCA）的条件。具体包括：旨在降低非对称冲击的贸易一体化、用以在冲击出现时加速调整过程的要素流动性以及薪资和价格的灵活性、用以降低单个成员国调整过程成本的风险分担体系。但很明显，这些条件的重要性在欧元区并不能一概而论。

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壁垒，大规模的劳工流动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要达到美国的财政风险分担水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国家预算作为财政稳定器发挥了相对更大的作用。因此，对欧元区国家来说，在其他领域进行更加有力的一体化来弥补这些领域中相对较低的一体化，是非常关键的。

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要避免出现政策性失误，比如无力的审慎监管带来的盛衰周期。
第二，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持续深化单一市场来建立应对冲击的韧性。
第三，要通过健全的财政政策提供充足的财政缓冲来应对盛衰周期。
第四，要建立强劲的持有多元化资产的金融联盟，以此来建立真正的民间风险分摊。

如此一来，各个国家就能够有效降低本国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比如，可以通过贸易联系和健全的财政政策缓解非对称冲击。当冲击真正发生时，也可以更加快速地对薪资和价格进行调整，资源可以更迅捷地进行再分配，这样就能有效地限制调整所带来的就业成本。在过渡期，可以在国家层面实施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并且可以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在整个联盟间共摊损失。

上述想法的实现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在1999年就已经认识到这些都是获得成功的条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赞同将《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作为我们财政政策的纲领。这也是“欧洲货币联盟”（EMU）中间有个“欧洲”二字的原因：显而易见，欧洲各国的结构性趋同必然会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强调推行可持续金融一体化的必要性。

当前，欧洲地区存在结构性改革步伐放缓、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执行不力、金融一体化不堪一击、成员国之间潜在分歧这些问题。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造成这些困境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欧元这一货币。我们需要很明确，欧元不是应该为此受到怪罪的货币。各国政府知道他们必须做什么。换言之，货币不可能避免他们受到自己的政策决定所害。

实际上，值得强调的是，如果一些国家寻求政策得当，欧元根本不会阻碍成功。比如，德国未经历“繁荣—崩溃”的金融周期，奉行比较明智的财政政策，在21世纪初推行了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改革。虽然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失业率却从2005年的11%降至当前的4%。

另外，即便是在政策失误之后，如果一个国家在其他领域满足了这些必要条件，那么它也能够在单一货币体系内做出充分的调整。以爱尔兰为例，它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是由于实行了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成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其国内失业率从2012年的15%以上降至目前的7%。

如今，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推行单一货币，并且成员国可以降低汇率，欧洲的情况会更好。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那些推行改革的国家并没有依靠弹性汇率（flexible exchange）来获得可持续增长。并且，对于那些没有进行改革的国家来说，我们必须要问，弹性汇率在真正意义上能给它们带来哪些益处？毕竟，如果一个国家由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而生产力低增长，汇率不可能是答案。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说某些政府因为没有推行得当的政策而在欧洲货币联盟中的表现不如人意的话，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欧元区国家非常信奉这样一种观念：一体化进程本身会激励成员国推行稳健的政策。但是，当某些国家面对单一市场中更加严峻的竞争并且没有办法降低汇率时，它们就会被迫应对长期的结构问题，并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然而这并没有发生，一部分原因是单一市场的进程停滞了。而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我们在欧元区内缺少关键的制度。我们缺少一个共同的银行业监管体系来监督资金流动，使得某些国家竞争力的持续降低被不可持续的、由金融所推动的增长所掩盖。而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我们拥有的的共同决策机制还比较薄弱。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施一些重要举措，尤其是要建立银行业联盟。但是这一计划至今仍未完成。正如《五位领导人报告》（Five Presidents' report）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依然缺少某种全面的货币联盟，即各国在共同制度内对欧元区承担集体责任的货币联盟。

总之，欧盟需要走的道路已经非常明确。不是摒弃有效的措施，即由单一货币所强化的经济开放模式，而是要纠正那些阻挠其发挥应有作用的错误。对于各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要着力满足那些众所周知的、在货币联盟内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对于欧元区这一整体来说，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制度架构来激励这些政策的实施，并保证我们在面对共同冲击时保持更强的韧性。

然而，同样需要明确的是，我们需要按照正确的次序来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当今阻碍我们前进的因素部分来源于过去的失败所遗留的问题，造成成员国之间缺乏信任，阻碍我们进入一体化的新阶段。

要信任所有成员国会遵守它们自己所订立的规则，这样才能减少相互之间的脆弱性；还要信任所有成员国都会推行必要的改革来确保结构性融合，这样遵守规则才会更加容易，风险在分担过程中才不至于永久性地转移到某个国家。今天，规则的遵守、结构的融合，以及这两者所促成的增长，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动力。

我们必须找到这种动力，因为我们不能止步不前。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联盟更加稳定、繁荣，这样才能向我们的民众提供他们所渴望的安全感。如此，欧洲才能占据更加稳固的位置，应对今天所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政治极端主义的崛起、欧盟边界的不安全因素以及愈加不确定的全球秩序。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发掘引领欧洲发展至今的精神。它指引了几代欧洲人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威胁，而这一过程为我们的民众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实质性改善，例如横跨整个大陆的就业和贸易、使用单一货币交易的自由等。并且，倘若我们再次秉承这一精神，引导我们的共同行动，我们就能战胜当下的新威胁。团结一向是欧洲大陆获取安全的关键，过去是，今天同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