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金融家》杂志2016年2月刊特别报道《复盘信托业创新》特约采访嘉宾 王道远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姚江涛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向东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一直以来，银证保基都在关注金融业“创新王者”——信托的业务领域与产品动态，以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新春伊始，作为专注于“让金融家看得更远”的专业金融媒体，《当代金融家》杂志独家向金融从业者们呈现四位各具特色的信托公司大佬的口述经历，记录这一领域的创新历程，畅想2016及更远未来！全面再现和解读他们作为见证者、领军者，亲身参与的信托创新与转型！全景呈现他们为金融创新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❶ 信托保障基金背后！许志超详解信托业保障制度 ❷ 中信信托王道远首次披露领军企业的创新秘密！ ❸ 只有40人，姚江涛怎样拼出3千亿的中航信托 ❹ 美女总裁刘向东：不靠颜值靠才华的“金控二代”信托长啥样 许志超
许志超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许志超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本文为《当代金融家》2016年2月刊特别报道《复盘信托业创新》之第1篇，原标题为《详解信托业保障制度的创新与职责——访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防风险重在防未然。如果信托业出现风险时没有一种有效机制予以积极及时的应对，对于信托公司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未能做好预防和化解措施，尤其是对于个别信托公司可能发生重大风险时没有做好救助和处置风险的准备，其后果对信托行业、甚至整个金融业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文/本刊记者 屈燕 韩松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一方面，这句话可以作为当前中国信托业发展的写照。在宏观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调整、泛资管行业竞争加剧、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风险防控压力上升等多重因素叠加下，作为中国金融业第二大行业的信托业面临转型发展和化解风险的双重挑战。随着信托产品风险暴露的增加，信托延期兑付事件频频爆发，投资人对信托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信托业也面临提振市场信心的挑战。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障基金公司”）董事长许志超上任以来也面临着种种新的考验问题。许志超堪称信托行业的前辈，但信托业已完全今非昔比。他于1995年至2000年任职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10年1月23日经银监会批准重组为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时年仅三十几岁，后于2000年加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历任多个部门总经理职务，2005年任总法律顾问，进入管理层，2008年出任信达公司副总裁，并自2010年信达公司改制后开始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2014年12月19日，在2014中国信托业年会上，酝酿一年之久的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信托保障基金”）和保障基金公司宣布成立。由于许志超拥有丰富的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风险化解处置方面的业务、管理经验，得到了监管层与业内的信赖与托付，出任保障基金公司第一任董事长。2015年4月1日，信托保障基金开始正式认购。
护航信托业发展
从2008年开始，中国信托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信托业资产规模在2012年超越证券业，2013年超越保险业，2015年末有可能突破16万亿元（平均每家信托公司2353亿元）。信托业在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受信用风险、市场波动风险等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信托项目风险暴露增加，风险传导等问题需要研究。
在中国各金融行业中，银行业有银行存款保险，保险业有保险保障基金，证券业有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期货业有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而截至2014年底，已稳坐中国金融行业第二把交椅的信托业也迫切的需要建立有效的保障制度以积极预防和化解信托机构可能发生的流动性风险，有效应对个别信托机构可能发生清偿性风险，有效化解和处置重大信托项目的流动性风险和清偿性风险，依法保障信托投资者利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其实，信托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风险很正常，关键是要摸清风险底数，掌握风险重点，全面了解风险传染的渠道和机制以及风险成因；要积极寻找预防、化解和处置风险的机制、路径、方法和技术，有效应对风险。”许志超说。
研究国际经验可以发现，国外很多机构通常在出现问题后才会得到“救助”，但这种事后救助的成本高昂。以美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对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和房地美（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的救助为例，“两房”累计接受的政府救助贷款超过1500亿美元，而有权威机构认为，美国纳税人为救助和改革“两房”所支付的最终成本可能高达6850亿美元。
“可见，防风险重在防未然，要坚持事先的风险预防为主和事后的风险化解处置并举；如果信托公司可能出现的风险没有一种有效机制进行预防和化解，尤其是对可能出现的个别高风险机构没有做好救助处置的准备，可能会影响信托业的稳定甚至风险可能会外溢到整个金融业和社会，影响金融和社会稳定。”许志超说。
历史经验表明，行业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通常形成于经济快速上行时期，且在经济上行时风险的累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随着经济的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内含的金融风险、杠杆的过度使用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若预防和化解不及时，救助和处置不妥当，很容易形成行业性风险，甚至外溢为金融社会风险。因此，为有效防范信托业风险，促进信托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高瞻远瞩，监管部门积极行动，由银监会联合财政部制定了《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我国信托业中正式引入行业保障制度，建立起信托行业的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制度创新与市场创新
信托作为发源于海外的舶来品，其在中国市场的实际运行中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海外市场的独特的运营理念与特点，我国信托业当前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小固有大信托”的信托业务结构；二是信托公司表内杠杆低，表外杠杆高；三是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务筹资端自主发行能力不足，主要依赖外部渠道；四是信托业务投资端以融资信托为主；五是信托公司股权结构日趋多元化；六是信托产品流动性风险和清偿性风险暴露增加。因此，对我国信托业监管很难也无法照搬国际经验和做法，而需要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信托保障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信托业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的制度创新。
作为信托业保障制度设计的参与者之一，许志超认为，“信托保障制度的一大创新是依靠行业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行业共同面临的风险问题，无论是保障基金的筹集，还是保障基金公司股本的募集都没有要求国家财政拨款或央行出资，而是依靠信托业市场参与者，特别是信托公司的支持。也就是说，完全的行业自助性是信托保障制度设计的一大特点。另一大创新是对信托业保障基金公司的市场化定位，不同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定位为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堪称监管层对信托业保障制度设计的另一大创新。”
也就是说，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既是保障基金的管理人，又是市场化的金融机构，也可进行市场化的融资。公司有115亿元资本金，但保障基金公司筹集的自有资金是信托业保障基金的市场化补充基金，自有资金的运用也要围绕信托业的风险预防、化解和处置这一主线开展，旨在提高化解和处置信托业风险的能力，更好地发挥信托业“稳定器”的作用。保障基金公司化解和处置风险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依法保护投资者利益，因管理失职造成保障基金损失，保障基金公司必须用资本金进行赔偿。
“信托业保障制度设计的第三大创新是坚持预防为主，即并非发生了重大风险后，再建立风险保障制度、设立风险救助和处置机构。”许志超说，“保障基金公司则比较特殊，是一家行业性的金融机构，必须以化解信托业风险、促进信托业稳定发展作为公司主要的目标任务，公司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负基金持有人所托，不负信托业所托，不负监管部门所托。”
在许志超看来，对保障基金公司的定位：一是作为信托公司的“贷款人”向信托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购买信托公司沉淀的固有资产，提高信托公司预防和化解流动性风险的能力。二是信托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他认为，信达、华融、东方、长城这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前十年有两大杰出贡献，首先是帮助国有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化解金融风险，帮助国有企业脱困，大力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其次是帮助国有银行改善资产负债表，支持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促进国有银行做强做大。保障基金公司也要学习借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经验，着力在帮助信托公司化解信托风险资产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下功夫，在支持信托公司未来改制上市和促进信托业做强做大上下功夫。三是信托业的“高风险机构救助处置公司”，要发挥“救火队”的作用，对可能出现的个别高风险信托公司按市场化原则实施救助和处置，依法合规、有效组织对其固有财产和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置，严肃市场纪律，防止单体机构风险引发行业的系统性风险，甚至外溢为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有效维护信托业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积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振市场信心。
“保障”基金≠“保险”基金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信托业面临“五期叠加”与三个“难以为继”的困难时期，即：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与此同时，信托公司还面临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期和资产管理业务的扩张期；“三个难以为继”则包括：一是信托产品“高收益、低风险”特性将难以为继；二是信托行业“冲规模、轻管理”的发展路径难以为继；三是以信贷类、通道类为主的业务结构难以为继。
由此引发了市场人士的更多忧虑：信托业的风险能否可控，是否会蔓延至其他领域和行业？信托保障基金作为整个行业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行业力量集中帮助个别可能出现风险的信托企业，无疑让投资者重新拾起对信托行业的信心。
但在另一方面，保障制度的出台不仅让部分信托公司面临增资压力，在一些人的理解中，更将其与“刚性兑付”这一伪命题混为一谈。保险，还是保障？对此，许志超认为，保障基金对信托公司的救助，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既不是无成本的救助，更不是对信托公司及其股东的逆向激励。保障基金作为最后解决手段是对信托公司的有偿救助，而不是损失赔付。
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坚守“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信托保障基金并不等于保险基金，要求信托公司和融资方认购保障基金的目的，也并非对信托产品出现风险时将由基金进行“理赔”，而是多了一个有可能得到保障基金公司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救助的渠道，旨在增强市场预期的信心。
在实施救助方面，一旦个别信托公司真的出现大的风险，保障基金公司将严格按照《办法》规定的具体条件进行救助处置。保障基金筹集的规模已超过三百亿，已经有相当的力量发挥行业“稳定器”的作用。
在救助流程方面，针对个别信托公司可能出现的较大风险，保障基金公司原则上会按“债务重组-外部接盘-履行恢复与处置计划-动用保障基金”的顺序进行风险处置。通过保障基金公司的介入，换取风险缓释和化解的“时间窗口”，将单体机构风险消化在行业内部。
保障基金公司的发展
▲ 信托保障基金作为整个行业的最后一道防线，通过行业力量集中帮助个别可能出现风险的信托企业，无疑让投资者重新拾起对信托行业的信心，护航信托业发展
对保障基金公司的未来发展和新年工作的具体打算，许志超说：“可以将之概括为强化‘五个意识’：一是强化看齐意识，明确目标定位，把握公司发展方向。要向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精神看齐，向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银监会的决策部署要求看齐，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坚决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记公司的使命和责任，明确公司发展定位，认真研究公司发展的路径模式，着力在化解信托业风险和发挥信托业‘稳定器’作用上下功夫，着力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下功夫。
“二是强化务实意识，摸清行业低数，夯实业务发展基础。谋事创业要实，练好四大内功，下足四大功夫：着力在对信托业的现状和转型发展趋势进行全面了解这一基础上下功夫；着力在对信托业风险状况和成因的深入调查研究这一重点上下功夫；着力在对信托业风险化解和处置技术认真研究和掌握这一关键上下功夫；着力在对及时准确地把握信托业的需求这一根本上下功夫。
“三是强化担当意识，制定策略措施，提升公司业务发展效果。公司、部门和员工都要树立担当意识，要坚守信托业风险预防、化解和处置的主要责任；要积极研究探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方法；要坚持依法合规，鼓励业务和管理创新；要坚持严控经营风险，正确处理好‘油门’与‘刹车’的关系；要积极实施业务发展四轮驱动战略，在保障基金管理、流动性支持、信托业风险资产收购和高风险机构救助处置准备四大业务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四是强化人才意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加公司发展活力和凝聚力。要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要人尽其才，要建立有为才有位的竞争机制，要建立正确的选人用人机制，要倡导文化、舞台和待遇并举吸引和留住人才，要补好业务前台短板、补齐研究研发和党建工作短岗，要强化培训、提高团队素质；要研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要充分认识企业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倡导诚信文化、团队文化、客户至上文化和简单清新阳光文化。
“五是强化规矩意识，加强党建工作，做好公司发展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要坚持把政治理论学习放在首位；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政治原则；要坚持做到讲政治守纪律懂规矩；要坚持从严管理监督领导干部；要坚持把全面治党责任扛在肩上；要坚持把纪检监督责任落到实处。”
采访结束时，许志超将保障基金公司形象地比喻为一艘正在扬帆启程的新的航船。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保障基金公司作为一家新成立的行业性机构，必须把握好正确的方向，制定好正确的策略措施，公司上下必须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肩负起神圣的使命，担当好肩上的责任。
王道远
▲ 王道远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本文为《当代金融家》2016年2月刊特别报道《复盘信托业创新》之第2篇，原标题为《领军企业的创新探索——对话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信托业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关注并进行业务拓展，包括：PPP，信托投行并购、VC/PE投资，医疗健康、消费信托等创新业务，大中型企业定制化服务，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国际业务，互联网金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文/本刊记者 屈燕 韩松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前董事长蒲坚曾如此描述中信信托的定位：“我们要做金融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多种金融工具的提供商。”
“也就是说，对于市场上各种金融平台上的金融产品，中信信托都要一一尝试。因为任何新事物的诞生和存在都必有其道理。作为国内最大的信托公司，可以通过与其他行业领先、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进行合作，探索创新信托业务与信托产品，为客户提供更多金融服务。”中信信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王道远解释道。
中信信托成立于1988年，2002年根据监管对信托行业整顿的要求完成了重新登记。彼时，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只有85.05亿元，利润仅0.27亿元，行业排名近第30名，但发展至今，公司信托资产管理规模早已突破10000亿元大关，近5年来为投资者分配收益更超过1000亿元。由于在信托行业中信托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综合经营实力最强，中信信托在最近6年连续两届担任被推举为中国信托业协会会长单位。
那么，与其他信托机构相比，作为领军企业的中信信托，在一度轰轰烈烈的信托业转型与创新大潮中，究竟完成了哪些创举？又能够带来哪些启示？且让我们与王道远一起，回顾、总结、展望。
“加速式微”与“蜕变转型”
《当代金融家》：从2013年以来，信托业的整体快速增长有目共睹。但进入2015年，尽管截至三季度末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已达到15.62万亿元，但从增长态势看，却出现了自2010年一季度以来首次环比负增长。在您看来，信托行业出现“加速式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道远： 所谓近年来信托业发展速度迅猛、规模大幅提升，其实是因为以往信托公司业务结构却较为单一，增长主要来源于“平、房、政、通”业务，即平台贷款、房地产、证券投资、通道业务在行业增长中占比达80%以上。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当前市场在以下四大方面已经出现新的变化。
一是市场环境。当前国家整体经济结构调整正行至新一轮改革中途，金融作为经济的其中一环，必然会反应市场状况的下行调整。
二是国家政策。央行降息，投资者调低预期回报，企业融资成本也在降低，那么，作为中间机构的金融机构当然不可能再维持以前的高利润率增长。
三是同业之间。随着整个金融行业进入混业经营、混业竞争时代，同质业务展开价格战，必然拉低信托业的整体盈利水平。
四是信托业务、固有业务以及信托公司下属专业子公司之间。这“三驾马车”将会给未来信托公司可持续性经营提供主要动力，但三者之间是个相互调整的过程。
也就是说，随着宏观经济变化，以传统四类业务带来的收入增长变得越发艰难，可见，对行业整体“加速式微”的表述是准确的，这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规律。
《当代金融家》：信托业协会发布的“2015年三季度中国信托业发展评析”认为，在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及资本市场异常波动的背景下，信托行业将在冷热交替中不断求索和蜕变。那么，您认为信托业如何才能将以前的良好增长势头保持下去？
王道远： 信托业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关注并进行业务拓展，包括：PPP，信托投行并购、VC/PE投资，医疗健康、消费信托等创新业务，大中型企业定制化服务，资产证券化，财富管理，国际业务，互联网金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在政信合作业务转型方面，找准政策“风向”十分重要，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就意味着未来会建设更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在转型思路方面，则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市政水、电、气等优质资产的ABS业务，股权投资优质平台公司，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过程中潜在业务机会，低成本资金满足地方建设需求等创新方向。
在银信合作业务转型方面，随着银行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出，通道类业务实际需求已大幅降低，未来可以探索合作推出组合金融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融资需求（项目培育期，信托提供权益性融资工具，成熟期，银行提供信贷支持）；利用银行账户管理体系，监管集团企业的资金账户；以及产品代销，共同发掘客户潜在需求等。
探索土地信托的“共同富裕”之道
▲ 在政信合作业务转型方面，找准政策“风向”十分重要，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就意味着未来会建设更多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当代金融家》：土地流转一直是信托业不懈创新探索的业务领域。以中信信托为例，公司为什么如此关注土地流转方面的产品创新？
王道远：这是因为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宪政逻辑所决定的。中信信托力图通过制度创新与服务创新，让更多的、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利用信托这一特殊的金融模式，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2013年，中信信托承办发行了国内首单土地流转信托后，相关产品模式开始逐渐升级。2014年底，中信信托与黑龙江省兰西县人民政府、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哈尔滨谷物交易所（以下简称“哈交所”）共建“中信·兰西土地信托化综合改革试验区”，涉及流转土地300万亩，包括产品交易平台、生产要素平台和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具体来说，产品交易平台将开展现货交易、订单收益权交易等与农产品相关的金融产品交易等；生产要素平台将联合黑龙江省农科院组建“粮食生产供应链要素整合和生产指挥调度”为核心能力的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型企业，整合种植主体、土地、农机、农技、农资、仓储、金融、保险等粮食生产链全要素；金融服务将以粮食代购销售合同和订单为担保，由哈交所统一向商业银行申请授信，获得资金用于种植主体生产环节投入以资金监管和粮食监管为保障，为粮食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同时，由保险公司开发农业保险产品，控制自然风险。
《当代金融家》：必须承认的是，当前在国内推行土地流转信托还面临诸多制度、法律、执行上的阻碍，从已有的其他信托公司尝试来看，产品研究、创新过程也并非全部一帆风顺。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对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意义在哪里？
王道远： 在我看来，探索土地流转信托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土地流转模式是完备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二是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土地流转已经逐步得到推广和应用，且具体模式也在丰富变化；三是土地流转重点在于因地制宜，与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相结合；四是土地流转是一种新型生产组织形式，农村合作社、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农民合作组织、农村小企业发展基金等都已参与其中不断探索，信托作为设计架构最为灵活的产品形式自应奋进努力；五是土地流转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一种创新，可能成功，更有可能失败，但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在未来的实际业务中不断创新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为土地流转信托提供更多服务，最终实现以土地经营权信托、土地经营权入股、土地经营权托管等多种方式进行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订单引导种植，打造粮食产品交易平台和生产要素集合平台并通过综合金融服务实现两个平台的紧密衔接和互动，重新塑造粮食产业链条及其各环节的利益分配机制，期望构造出一种全新的农业生产关系。
抓住经济增长红利的消费信托
《当代金融家》：自2014年中信信托发行了国内第一款消费信托后，这类产品正逐渐成为信托公司的转型热点。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信托公司看好未来中国消费市场，在目前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该类信托有可能成为信托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王道远： 正是如此。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面贡献度最高，约为60%。而消费信托是为消费而进行的投资理财，信托公司通过发行信托理财产品，直接连接投资者和提供消费产品的产业方，让投资者在购买信托产品的同时获得消费权益的增值，即“消费+理财”。具体分析来看：
在运作原理方面，通过打通产业链的前段融资需求和后端消费需求。从消费端而言，相当于打造了一张具有消费功能的“虚拟另类信用卡”；而从产业端而言，即为构建了一个金融化的销售渠道，在这一过程中，预付购买消费权益产生的沉淀资金也能够被进一步合理利用。联动其他针对产业方的投融资项目，进一步促进形成产业链金融的闭循环。
在主要功能方面，一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择可以提供更好消费服务的商家和机构。在受托人选择商品和服务之前，消费信托会首先建立一个适用消费人群和消费服务的标准文件，相当于在消费过程前就帮消费者把了一道关。二是利用“集中采购”的价格优势获取更高性价比的消费权益。相比于单项购买，集中采购通过规模优势，拿到优惠价，从而使得消费者受益更多。三是通过信托机构等的监管，保证投资者消费权益的实现。
在核心价值方面，消费信托会促进理财方式的变化，为生活品质加分。一般的理财方式是投资为了挣钱，挣钱后去花钱享受更好的生活，消费信托省略了中间环节，直接提供更好的消费产品和更高的服务品质，引导客户关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针对不同需求设计出来的消费信托，可以让每一个阶层都找到并投资适合他们自己的品质生活。
《当代金融家》：除了当前的消费，未来的消费也可以成为消费信托的投资标的吗？
王道远： 是的。总体来看，消费信托是一个O2O的过程。线上是一个虚拟世界，消费信托在这里要完成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交换，但是线下就需要人工服务和物流的配合。按照我们对消费信托体系的构建，未来将要利用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原理，实现由消费引导投资，即“正向”信托，使信托回归本源。而当消费信托对接的消费品或服务的“大数据”扩充到一定程度时，对“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将会引导消费信托的投资方向，届时将会由消费引导投资资金找到能够提供最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机构，对其形成贷款或股权投资，并回收以现金或更丰厚的消费权益。
未来，我们还希望能够将消费与理财、财富管理结合起来，探讨如何更好地看管、使用、保值增值客户资金。目前公司业务领域已经在向这些方向延伸。
海外业务与信托国际化发展
《当代金融家》：正如您所说，财富管理未来将成为公司转型创新的方向之一。同时，据我们所知，2014年年底中信信托财富管理中心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杭州五城同时发力，目前财富管理中心运行状况如何？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王道远： 我们从2012年开始全面构建财富管理体系，推动公司向新的战略升级。2014年，监管部门也要求各大信托公司加快调整信托业务结构，进一步推动从以往的纯融资业务向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转型。公司可谓有“先见之明”（笑）。
目前，我们在五地设立的财富管理中心产品直销比例近50%。接下来，我们准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设点，到客户比较集中的天津、厦门、西安、成都、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再开辟5～8个财富中心。
同时，我们正在发力家族信托。家族信托除了可以满足客户的理财需求外，还兼具财产传承、教育养老、跨境投资等功能。按照规划，财富中心将面向中高净值客户，通过专户全权委托、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等，提供私人定制、全方位的高端金融服务，甚至可能涉及国内外综合资源配置，从简单的资金信托到不动产信托等。
《当代金融家》：您刚才提到了跨境投资。我们知道，中信信托于2015年2月成为我国第一家可以从事人民币跨境业务的信托公司。同时，中信信托也是中信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基金联合投资者之一。随着信托公司参与海外投资的手段、方式越来越多，这能否意味海外业务将成为公司下一步拓展的主要目标？
王道远： 我们参与“一带一路”基金不是赶时髦，主要是因为我们也有国际化业务。例如成立于2015年初的“聚信海荣”人民币投贷基金，尽管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尚未完全放开，但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演进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是成立该基金的重要背景，而该基金实际上也享受了“一带一路”的优惠政策。
其实，当前信托行业整体国际业务对收入的贡献不足5%，68家信托公司中仅有8家在战略发展规划中提到了国际化，且布局多集中在香港。从业务类型来看，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是境外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重点业务。我认为，信托公司可向这三个方向谋划。
一是财富管理业务的国际化，可以以跨境家族信托作为突破口，在区域布局上从香港逐渐扩散至国际金融中心。
二是资产管理业务的国际化，可以从丰富投资品种、扩大投资区域和创新交易结构三方面来寻求突破，借助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三是投资银行业务的国际化，可从杠杆融资、负债管理以及综合融资解决方案等业务形式寻求突破，可依据“一带一路”、资产价值洼地和区域增长红利三条主线。
总之，无论中信信托还是其他信托公司，都不是一家公司在战斗（笑），未来还需要与更多同业互相学习、彼此借鉴。
姚江涛
▲ 姚江涛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文为《当代金融家》2016年2月刊特别报道《复盘信托业创新》之第3篇，原标题为《打造行业领先品牌之路——访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姚江涛看来，随着金融混业经营逐渐走上前台，信托业开始面临日益多元的竞争压力，手握信托牌照“躺着赚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深度挖掘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发挥信托创新探索的先发优势、开辟行业发展的新蓝海成为当务之急。
文/本刊记者 罗小清 屈燕
宝剑锋从磨砺出。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2015年位居《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第156位）麾下金融投资业务领域的成员单位之一，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无论在中国信托业还是中航工业集团的地位都因其独特性而格外引人瞩目。
相比国内2002年前就完成重新登记的多数信托公司，发端于原江西江南信托的中航信托2009年底才完成重新登记展业。虽然起步晚了七八年，但在中航信托总经理姚江涛的带领下，最初一支40多人的团队，仅用了短短6年时间，就成功实现后发先至，不仅将原本囿于江南一隅的信托业务平台迅速扩张至全国多个领域，中航信托资产更从2010年底的不足400亿元跃升至2015年底的超过3300亿元，跻身行业第一方阵。
卓越的领导力不仅来自姚江涛从事金融行业近30年的风雨历练，还来自他作为中航信托领军人的长期思考。早在20世纪80年代，姚江涛就进入中国农业银行，之后历任江西江南信托党委书记、总裁，江南证券总经理、董事长，再到回归中航信托担任总经理，转战中航系统、进出信托行业之间，对国家经济走势及金融市场变革的深刻理解与判断，促使他“跳出信托看信托”，站在行业本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质与核心，“实际上，就是为老百姓找到真正的优质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保值、增值。”他说。
发展：“三步走”品牌战略
尽管今天的中航信托已成为一匹货真价实的行业“黑马”奔腾而来，但在2009年重新登记之时，却是一名面临诸多挑战的行业“新兵”，资本小、底子薄，信托业务几乎从零开始。
为了高效高质完成改革与发展愿景，在姚江涛主导下，中航信托于2009年在业内率先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新加坡华侨银行，优化公司股权结构，计划展开深度合作；并专门聘请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为公司设计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2010年到2012年，为生存期，主要任务是解决企业生存问题，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并通过增资扩股，提升市场份额，达到行业中游水平；第二步从2013年到2015年，为发展期，重点培养和发展中航信托战略核心业务以及该业务所需要的投资管理能力，完善投资团队与风险管理体系，增强公司业务的创新能力，力争进入业内前15名；第三步从2016年到2020年，为品牌期，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树立公司品牌形象，在创新业务领域和创新产品开发上成为行业领导者。
事实上，在生存期的最后一年，中航信托受托资产规模已接近1400亿元，成功跻身“千亿俱乐部”，在68家信托公司里大幅赶超至第17名。
“这是因为我们抓住了两个红利，信托的制度红利和宏观的经济发展红利。但随着回归信托主业的行业趋势日渐明朗，以往信托公司赖以生存的通道业务将难以为继，如何赶在经济下行之前找到新的业务发展模式和利润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姚江涛冷静地分析道。
在他看来，随着大资管时代的到来以及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实施，金融混业经营逐渐走上前台，信托业开始面临日益多元的竞争压力，私募投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及财富管理业务，均面临着其他金融行业涉足、分享甚至超越的竞争格局，手握信托牌照“躺着赚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与其被动应对激烈的竞争，不如主动选择“去信托化”，深度挖掘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发挥信托创新探索的先发优势，开辟行业发展的新蓝海。
因此，从公司起步的第一个阶段开始，姚江涛就对“什么才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信托商业模式”进行着思索。“从整个产业链、理财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信托公司业务最终可以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即私募投行、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他说。思路明确了，方向清晰了，接下来就是基于考核要求，将每一个阶段具体量化并执行落地。
针对三大业务条线探索多元驱动机制，即建立私募投行的专业驱动、资产管理的策略驱动、财富管理的服务驱动。为此，他提出增强主动管理业务规模的发展思路，率领团队集中力量推进建立与公司发展相匹配的产品体系、客户体系、组织体系与管理体系“四大体系”，制定了客户价值、社会价值、股东价值和员工价值“四位一体”的分享型价值创造和价值增长的公司运营机制，全心为核心客户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金融解决方案，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专业化的一流金融服务商。截至目前，这三大业务条线均已建立起清晰的定位与格局，在互动互促的动态发展中，进入优化与深度拓展阶段。
转型：专业化能力与创新
在中航信托谋划战略转型的同时，我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时期，金融同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及信托制度红利的逐渐弱化，也令信托从业者不得不正视须及早突破传统增长模式、推进业务转型创新的现实。尤其是从中短期看，缺乏新的业务增长点成为行业大患。
此时，中航信托已进入“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二步——“发展期”中期阶段。公司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首要面临的就是发展战略与业务格局的深度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姚江涛将2014年定位为公司的“转型发展年”，2015年定位为“转型攻坚年”，强调以转型强内功、以改革促发展，以提升能力和改进管理为根本，实现业务转型，重点在“产业专业化能力、境内外资产配置、互联网金融、尽责管理”四方面取得突破。
在产业投向领域，聚焦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背景下，公司致力于新能源全产业链的整合与金融服务，为业内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投融资综合金融服务，通过信托结构设计积极支持新能源行业的创新发展。目前，已与中国风电、顺风投资、亚洲新能源、大唐新能源、华平中国、亚美大陆等国际一流的新能源企业建立合作，投资项目涉及风能、电能、煤层气、节能等绿色领域，并设想在集团内推广合同能源、清洁能源项目，共同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我们不仅仅为了盈利，而是为了自然环境的永续发展和金融生态的健康构建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姚江涛说。
在商业模式领域，以设立产业基金为主要方式，积极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新型合作发展模式。2012年，公司参与山东即墨的老城区搬迁项目，投资51亿元建设即墨市蓝色新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开创了中航信托全产业链金融服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公司响应国家号召，力争在基础产业金融投资领域进一步创新发展。目前，已与四川省和江西省就省级PPP基金的设立及管理达成了全面合作协议，由中航信托主导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的设立及运营。与广西、江西等政府的PPP项目合作也在积极洽谈中。
在资产管理领域，为客户努力寻找和构建安全资产、成为稳健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和一流的资产管理服务商是资管部的发展定位与愿景，经过短短一年半发展，资管部已经建立起包含现金管理、固定收益、权益投资、专户管理全条线覆盖的产品体系。以基于大类资产配置的主动管理为路径，充分兼顾期限、风险、收益多元因素，建立投资策略驱动的资产组合，在已经成功打造现金管理类明星产品“天玑聚富”的基础上，向深化拓展“中航资管”的品牌建设稳步努力。
在新兴业态领域，专门成立互联网金融小组，建立互联网思维优化产品设计营销，提升线上服务水平。一是重视互联网对客户的影响，主动适应客户需求；二是积极探索互联网业态对现有客户评估体系和评估标准的改变；三是将互联网作为全面服务工具和平台，夯实为互联网客户进行服务的扎实基础。
在产品设计领域，紧扣消费金融与行业发展脉搏，与宜信、格上、洋河酒厂等消费类企业合作，创新产品设计，开发消费信托类的普惠金融产品。下一步，公司将选择国内在汽车消费P2P领域的领先企业，共同探讨股权加债权的合作方式。
在品牌建设领域，注重理论研究对实务操作的重要指导价值，积极参与监管机构及信托行业协会组织的信托行业研究，并且与知名高校、金融研究机构深度合作，设立合资金融与法律研究促进信托基金，通过系列专项课题研究，提升中航信托研究的品牌价值，为实务操作贡献持续创新的应用性价值。
探索：产融结合之路
▲ 随着中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推进，中航工业旗下的中航工业通飞与各地方政府深入合作，在全国分批建设50个“爱飞客”航空综合体，并致力将其建设打造成通用航空的现代服务产业链。图为“海鸥300”飞机
复盘中航信托迅速赶超的发展道路，会发现支持公司“越战越勇”的背景之一，还源于中航工业强大的股东背景和资源优势，为中航信托的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提供了深具特色的现实支持。作为前者旗下重要的金融平台，中航信托在拓展产融结合的深度与广度、发挥产融结合优势、探索航空产业链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有效的探索。2015年初，姚江涛被擢升为集团特级专务，得到了集团的充分认可与肯定。“中航工业的品牌影响力为中航信托提供了强大的正向支持和资源支持。”姚江涛对此并不讳言。
作为中航工业产业集群的资本纽带之一环，中航信托肩负的任务是甄选优质项目、开拓资金来源。而立足集团平台，公司不仅获取了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和特定领域内更为精准的服务对象，也承载着“航空报国、富国强军”的坚定理想，担负着发挥产融结合优势、探索航空产业发展模式、运用资本市场资金反哺航空技术研发的重要使命。
在军民融合、产融结合的发展思路下，中航工业着力加大对民用航空产品的研制力度以及军民通用产业的投资力度，其带动的产业除民用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空活动外，还包括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所具有的万亿以上市场容量更为中航信托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和创新发展空间。
尤其是伴随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推进以及与各地方政府的深入合作，中航工业旗下的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通飞”）打造的“爱飞客”品牌，以“一带一路”为布局主线，在全国分批建设了50个“爱飞客”航空综合体，形成我国通用航空机场网络体系，并致力将其建设打造成通用航空现代服务产业链。
在此过程中，为解决“爱飞客”综合体建设的融资问题，中航信托与中航工业通飞深入合作，共同设立了爱飞客产业基金，采用“信托计划+有限合伙基金”的形式，充分运用信托制度优势，为“爱飞客”产业集群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期的基础设施证券化业务、各类配套设施（主题公园、酒店等）的运营以及后期相关配套服务等提供支持，全力推动通航产业的发展。
此外，在制造业、服务业、地产、园区建设等领域，中航信托与中航国际、中航通飞、中航资产等多家成员单位开展大量合作，累计提供信托服务规模近300亿元。如在航空低温制冷领域，中航信托与中航机电成立了冷谷产业基金，投资于冷链基础设施建设，并涵盖了附属的运输、交易、加工等业务链条。
“在共存与共赢的良好互动中，中航信托在中航工业集团平台获取了更为广泛的金融服务发展空间，以及在特定领域内更为精准的服务对象。同时，我们作为专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供应商，也为中航工业集团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与持续的价值。”对此，姚江涛十分自豪。
走出去：“强者恒强”探秘
抚今追昔，在中航信托的发展道路上，姚江涛奋进的脚步从未停歇。“进入公司第二个发展阶段后，我们开始探讨将境内客户服务与境外资产配置结合起来的可能性，除了要让信托的‘三驾马车’业务走向国际市场，还将财富管理业务作为未来公司海外拓展的方向与路径。”
但与国内其他信托机构拓展财富管理业务的路径不同，中航信托旨在通过向境外战略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取经”，引进国外成熟的财富管理业务模式，为国内高净值客户群的财富管理需求提供定制化的私人银行服务，并有意将这一新领域打造成为公司新的核心增长级。
2015年年初，公司专门派遣了5位员工到新加坡华侨银行进行系统学习，包括全面财务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以及客户分析、风险识别、资产配置等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将向下一个阶段‘财富管理’进发；这也与公司要在第三阶段完成行业领先的品牌建设，在创新业务领域和创新产品开发上成为行业领导者的预期目标相吻合。”姚江涛表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12月18日，中航信托与新财道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合作，推出“中航信托·新财道安心家族保障信托”创新产品，其提出的“one trust”创新理念，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定制化的家族财富管理方案。与此同时，监管层也在行业层面明确表示要推进信托公司向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的业务转型。又一次，中航信托走在了发展前端。
不得不提的是，中航信托“向为人先”其实早有先例。以风控为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一直是中航信托重点构建与持续优化的风险管理制度，除了公司本身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及高级管理层、风控部、运营部四个层级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外，还从战略股东华侨银行引进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管理专家，在行业内率先建立首席风险官制度，并将华侨银行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纳入公司项目选择、产品设计、尽职调查、项目审批、产品销售、后续管理、信息披露和风险处置全过程。在制度层面，则遵循制度流程化、流程IT化的思路，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全面涵盖公司治理、业务开展、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等全过程及各具体操作环节。在动态管理层面，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风险分析会，对所有项目实行动态持续的风险排查，防患于未然。
归因于严密的风控制度与动态调整措施，尽管现阶段信托行业面临宏观经济下行、行业结构调整、资本市场波动等多重市场风险压力，中航信托始终将业务风险与操作风险限制可控范围内。截至2015年末，中航信托受托资产规模已经超过3300亿元，所有清算项目均实现预期收益，累计为受益人实现信托收益近670亿元。
对于公司的未来，姚江涛坚定地表示：中航信托将以诚信为本，紧跟国际步伐，做好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业务，努力从融资向投资类转型，为更高更远的目标而奋斗。
刘向东
▲ 刘向东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为《当代金融家》2016年2月刊特别报道《复盘信托业创新》之第4篇，原标题为《探索金控集团信托创新发展模式——对话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刘向东认为，信托之于金控集团的业务模式、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在当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遵循，需要一切从零开始，摸索、尝试这一全新的信托公司发展模式。
文/本刊记者 杨丹 屈燕
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称光大集团改革重组的目的之一是“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集团”，“积厚流光，大任已降”，对光大集团来说，收购信托公司的意义重大，使光大集团实现了金融全牌照。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证监会前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李剑阁曾撰文：“古人云：‘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他认为，这其实是在强调慎重决策的重要性，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家可以在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也是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兴陇信托”）对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北大金融学博士刘向东的期望与重任。“我们公司的战略管理研发部与其他信托公司的发展研究部的责任有所不同：一是负责集团联动，二是负责创新业务，三是负责战略规划，四是负责研究发展。”她说。
光大兴陇信托前身为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7月7日，甘肃国资集团将持有的甘肃信托51%国有股权转让给中国光大集团并正式更名。光大集团作为目前国内公认较为完善的三家金控集团之一——另两家是中信集团与平安集团——囊括银行、保险、基金、证券、期货、信托、创投等，触角能伸展到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信托作为一张“万能型”牌照，未来在强调产融结合、集团联动方面将发挥联结资本纽带的关键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与刘向东一起，站在经济学家的高度，从宏观经济到具体业务，观察中国信托业行至改革中途对信托业务、产品的影响以及作为光大集团产融链条上独具光彩的一环，光大兴陇信托未来的发展方向。
如何抓住“新常态”红利
《当代金融家》：近两年来，国内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发展格局，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均面临重大调整，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众多行业带来了分享改革红利的极大机遇。在您看来，未来信托公司应该如何布局才能抓住这一轮经济红利？
刘向东：对信托业来说，“新常态”既是痛苦的转型期，也是金融业的重新洗牌期。
首先，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未来对信托业务模式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国内信托公司现在基本上就是做国内市场，国际业务方面如受托境外理财规模还很小，因此未来肯定需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格局。随着国内高净值客户更多到海外进行资产配置，对信托公司来说是很大的挑战，这些资产配置肯定要信托化的。
其次，要真正运用一些科技元素来做信托。信托业务模式现在处于比较简单的阶段，未来会加进一些复杂的金融工程来做产品设计。目前，无论是信托产品定价还是结构设计，大体上还属于粗放型的，未来要更多关注产品精细化设计和研发。
最后，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崛起对整个金融行业，包括信托业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随着未来互联网和科技发展的趋势，金融的理念、客户群体、产品设计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光大集团在互联网金融方面也有布局，已经搭建起一个网上金融平台，对集团下面的子公司产品进行整合，其关键就是要运用互联网思维来做这些方面的研发和创新。
《当代金融家》：这对具体信托业务落地和信托业转型来说是否会产生同等影响？
刘向东：从业务落地方面来说，信托创新业务还是要围绕整个经济的转型做文章：一是围绕消费，二是围绕互联网创新，三是扶持新技术新业态新增长点企业为实体经济服务。但从大的转型方向来说，由于不同信托公司具有各自鲜明的业务特点，加上各个信托公司的股东背景不一样，其转型方向也会有所不同。对光大兴陇信托来说，自重组成功至今刚刚一年时间，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形成相对齐全的业务线条，然后再逐步开发有特色的创新业务。
《当代金融家》：监管在信托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督促力量向来不可忽视。2015年银监会进行架构大调整，信托监管在此次调整中从原先的非银监管部门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信托监管部门。在当前信托业的改革创新发展迫切要求监管部门提升专业化监管水平的情况下，您期盼的更有效的监管环境是什么样的？
刘向东：当前制约我国信托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已不单纯是微观层面上的经营问题，而是宏观层面上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律制度问题，包括《信托法》配套制度的长期缺位使得监管目标不够明晰统一等。举例而言，信托产品和信托融资可以在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信托受托人的职责是“卖者要尽责”，另一方面，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打破“刚性兑付”，“买方要自负”。这些，都需要信托业监管发挥行业规范的力量，引导信托健康发展。
换句话说，信托业监管是金融业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监管范围涵盖市场准入、业务经营以及市场退出等诸多方面。虽然前几年随着经济的上行周期、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实施和大众理财意识的觉醒，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新常态”化，信托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现有的某些监管规则已经不太利于信托业的下一步可持续发展。
未来将有哪些方面创新
▲ 根据《信托法》，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及财产权利，包括房地产、艺术品、游艇等实物资产，原则上均可以作为信托财产。但在业务实际中，由于涉及信托财产的登记、转移等配套制度不完善，特别是对于信托财产的非交易性过户登记存在一定操作障碍，目前国内信托业务主要为资金信托业务，很多投资领域也受到限制
《当代金融家》：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收官、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您认为今后信托业发展将会面临哪些转变？
刘向东：从信托业协会发布的数据看，近几年信托行业经历了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当前正步入转型的关键时期，许多创新业务处于尝试和探索过程中。信托业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业务结构的变化。以往信托公司的传统业务模式受到严峻挑战，如银信业务、房地产业务、基础设施投融资等。受股市波动影响，证券投资类信托业务量有所收窄。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同时处在降息周期下，银行自身也在谋求转型发展，令传统的银信业务模式受到较大影响。相反，由于2015年银行业经营业绩整体下滑，不良资产率大幅上升，为信托公司带来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机会。因此，对于信托业来说，转型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
第二，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变化。这主要涉及对诸多创新业务的探索，从信托行业发展数据中不难看出，信托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产品占比在逐渐上升，但是还没有能够真正成为新的支柱产业的产品出现。以我曾经参与的土地流转信托、家族信托、公益信托等为例，自产品推出近两年来，仍然停留在较有影响力的业务创新层面，而没有进一步落地成为业内普遍的具有成熟架构的信托产品。
《当代金融家》：关于土地信托和家族信托，请您再具体谈谈相关业务实践和业务开展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心得。
刘向东： 就土地流转信托而言，目前国内以农村土地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先后探索和推广了多种土地规模经营模式。虽然信托公司因为具有极为灵活的属性，是参与土地流转最为合适的金融机构，但基本上仍处于个案阶段，没有成为信托公司的重要业务类型之一。我们于这方面业务也在积极探索，比如准备在甘肃省开展的土地流转信托业务，就是要为甘肃省特色农业的发展、规模化经营提供有效支持。对农民来说，这种新型的土地信托模式能够积极稳妥地支持新型城镇化，可以真正长期、有效地保护农村土地，并发挥土地利用效率，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将得以保护，农民能够以地权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成果。但作为一项创新业务，它仍然面临农民利益的保障问题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的某些政策问题。此外，尽管土地流转信托在法律上已经扫清障碍，大家还是会担心可能出现的政策风险。
就家族信托的探索情况来看，目前，国内信托公司开展的家族信托尚处于起步阶段。家族信托的设立主要是用于解决财产传承，尤其是为拥有家族企业的人士实现有效、平稳的家族股权转移和管理，而这类人群也可以借助家族信托解决诸多潜在的财产损失风险问题，如经营风险、子女过度消费和婚姻接替等问题。但相比欧美成熟市场的家族信托架构，境内受限于政策法规，发展家族信托业务仍存诸多障碍。如根据《信托法》，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及财产权利，包括房地产、艺术品、游艇等实物资产，原则上均可以作为信托财产。但在业务实际中，由于涉及信托财产的登记、转移等配套制度不完善，特别是对于信托财产的非交易性过户登记存在一定操作障碍，目前国内信托业务主要为资金信托业务，很多投资领域也受到限制，这为开展家族信托带来了一定障碍。
光大信托的实践与探索
《当代金融家》：作为光大集团收入囊中的最后一张牌，光大兴陇信托已在集团支持下展开了自己的棋局。接下来，公司在组织架构、项目能力、产品设计等方面还会做出哪些变革？
刘向东：作为一家刚刚完成重组的信托公司，以集团整体的综合金融优势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比依靠信托公司自己“单打独斗”更具优势。“光大”一词源自《周易》中的《易·坤》，“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2015年，光大集团进入世界500强，推上新的起跑线。而依托光大集团的全牌照资源，让各个子公司之间形成联动，也是我们相对其他信托公司的重要优势之一。未来，我们还将加强以下几方面建设：
一是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包括项目获取能力、产品方案设计能力与营销能力等。在我看来，信托公司加强主动管理能力的最主要目的在于，这样的项目对公司自身的回报率也是相对较高的。
二是前置风险控制和法律介入。目前，我们派有风控和法律人员前置在业务团队，严控风险，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
三是重视人才获得。光大集团在这方面的优势体现在，能够较为方便地在各个子公司之间调配相关专业人员。此外，我们还从信托、银行、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引进市场化专业人才，以及从高校实习生开始进行的培养计划。目前公司人员博士占比7%，硕士占比54%，快速建立起公司业务发展的核心骨干力量。
四是加强产品定价能力。信托产品定价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基准运营水准、风险、项目各方面情况、融资主体情况、具体项目风控措施等。抵质押物是否充足，担保主体的信用评级高低，如果没有抵质押物能否出具承诺函等，都会影响具体产品的定价。
《当代金融家》：请您试举一些具体实例，说明公司在创新发展方面所做的实践。
刘向东：公司非常重视创新工作，成立了由我本人担任主任的创新委员会，积极推动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公司积极布局并购股权基金、多层次资本市场产品，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土地流转信托正在实施推进。目前，我们正与一些保险公司合作探索保险金信托业务。由保险受益人（即委托人）与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通过时点和金额分析以及不同受益人之间的灵活安排，实现财产权的有效分配。尽管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保险金信托业务只实现了部分功能，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家族信托，但是它开创了信托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新模式，也为信托业务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方向，是较为经典的回归信托本源的业务模式。同时公司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坚持借风行船，实现创新突破。
此外，光大兴陇信托在制度、体系及流程建设方面的成效明显，都已逐渐建立起有关制度并不断进行完善。比如，在业务评审方面，我们有委员会工作机制、评审机制，包括政府平台项目、房地产项目也都出台了相应指引，每个季度由风险部门出具管理报告，投后管理部定期对这些项目进行检查，不断完善投前、投中、投后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性。
《当代金融家》：目前公司除常规业务以外，亦在研发推进并购业务、家族信托、新三板等创新业务，其中涉及并购、新三板的信托产品已经陆续落地。接下来，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会否如集团目标所愿，走上产融结合之路？
刘向东：2015年，公司信托资产增长十分快速，相比2014年增幅达140%，突破了千亿规模，达到1375.77亿元。但信托之于金控集团的业务模式、商业模式、营利模式在当前的中国几乎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遵循，需要摸索、尝试这一全新的信托公司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只有当未来公司业务及规模都达到一定程度，公司在行业内地位有所提升后，才会由全业务链条模式向“术业有专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近期，我牵头完成了“光大兴陇信托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研判行业趋势谋划新模式，将通过增强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借助光大集团综合金融优势，不断深化战略转型和创新发展，形成具有独创性的主流产品，在创新带动下逐渐形成公司的比较优势，将公司构建成为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成为具有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智慧型和创新型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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