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时代如何确定风险管理战略的核心

“政策技术面的爱好者”认为市场交易机制的建设是现阶段的重点，造成了很多新的问题。原因是不看清中国特色和大势，就贸然搬用、套用某种机制，结果会引发更大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最可能因“改革触动国家信用增级”而引起国家信用崩溃。经济调整与反“空洞化”、货币体系失衡与反衰败、“国家信用改革替代模式及理论”的建立，有可能是避免崩溃的有效应对措施。

最好的是主动风险管理，次好的是主动风险经营

泡沫破灭风险将通过系统性风险隐患和银行债务危机对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因此，系统性风险隐患（包括理财市场、复杂的影子信贷交易结构）要及时释放与化解，保持或者尽快恢复银行系统的健全性。非常时期需事先进行政策储备，在必要时出台非常政策，在市场预期明显改变之前适时引导，干预、稳定经济：一是抓紧摸清家底，对风险可以安排埋单或减记某些经济主体的资产或权益；二是重新完善和强化市场规则为一边埋单整顿、一边制定规矩提供了可能，为防范更大的风险积聚和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赢得时间；三是重点建设和发展债券市场，建设和完善各类分级债券市场；四是靠有吸引力的债券消化部分居民储蓄，支持居民财富证券化；五是要为创新者确立根本的利益关系。一方面，注重通过技术创新手段支持建立新的市场交易和秩序；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从来都是高风险的活动，失败率高达90%以上，关键是要有人敢于承担风险。

理性的风险管理必须有坚强的理论支撑

后凯恩斯主义时代的“流动性偏好”，首先应该注重“流动性”，然后，必须抓住人们的心理预期与“偏好”。因此，危机中有效控制风险的办法是，抓住决定资本流动性的关键，判断国家现金流量能否实现均衡与得到有效掌控。通过对国家现金流量的均衡与掌控，更好地使非均衡发展中的国家经济实行均衡有效发展，以引导流动性偏好和人们的心理预期，规避人们的挤兑行为和国家经济崩溃的产生。研究表明，一方面，在地产杠杆高企、经济地产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下，在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压力下，货币政策“放水”会进一步加剧问题，货币政策维持中性稳健，利率趋势性下行又难以为继，汇率风险成为市场重要的制约条件；另一方面，在政策组合上，“宽财政”要接棒“宽货币”发力，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是破解实体需求不足和流动性陷阱的唯一出路。且在当前城镇化空间和基建需求仍大的情况下，财政措施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然而如何有效拉动需求、疏通从国企到私企的投资传导机制，发挥国企对私企投资的带动作用成为关键。

可以肯定的是，在当前经济行至短期关口下，财政加码已刻不容缓。只要国家有正常的现金流，只要能够持续稳健维持国家正常现金流流动的各种因素的均衡。那么，国家三大支柱在发展中就可以在适度倾斜的非均衡中均衡、高速、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能力、财政赤字和不良资产就能得到提高和改善。

应积极推动国家风险管理ERM系统保障均衡发展

保障国民经济能够在适度倾斜的非均衡中均衡高速向前发展的关键，取决于建立一整套保证国家现金流实现正常流动和达到在非均衡运行中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修复的经济均衡、金融均衡和政治均衡的体制。其关键并不止于宽财政，也不止于现金流本身的管理，更在于必须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在非均衡发展中（客观现实中国家经济是非均衡发展的，人民群众的需求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的需求，以取得人民非均衡中的支持。如果能实现均衡重组，国家就会向前稳健发展而不会出现崩溃。如果国家现金流运行不正常、国家现金流调控失效，则容易造成国家经营信用失败，使国家信用体系崩溃，最后造成失去人民的信任而使国家经济走向崩溃。

一是要在加强全球经济合作，积极推进区域间经济、金融和货币合作的同时，将现有世贸组织、世界银行、IMF、七国集团（G7）财长会议、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论坛等国际性经济组织，整合为一体性的、包括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合作的国际经济协调组织（IECO）。

二是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对话，建立一个良好有效的国际经济磋商机制，推进各国经济共同利益的发展，积极促成各主要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政策、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等全局性问题上的协调和一致，共同防范国家经济危机和崩溃的出现，携手促进世界不同文明类型国家经济均衡有序发展。

三是在共同完善国际能源市场，使各国能够低成本低损耗获取最大效益的基础上，商榷国际能源生产消费合理配置，按市场成本最低、效益优先等原则和各国生产能力的实际情况，从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对世界各国生产进行分工合作，从世界范围来积极协调各国生产，酝酿国际生产市场均衡，谋求国际生产一体化框架。

四是应该在积极推进区域间贸易和市场合作，推进区域范畴内经济均衡、协调、有序发展的同时，立足于现有世贸组织的基础，淡化国家贸易保护机制，完善世界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自由贸易规则，协调建立均衡的国际经济、金融、货币新秩序。

五是在稳定国家货币的基础上，支持完善区域间金融合作，鼓励发展地区货币体系，为建立真正的国际货币合作组织，协调、促进国际货币兑换指数化，实现国际货币体制均衡化，最终谋求世界货币的产生奠定基础。

六是要在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的基础上，力求各国财政收入、支出均衡，争取国际财政预、决算体制均衡、协调。

七是要密切关注世界上不断出现的新的非均衡，并且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新的均衡。要正视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说“不”，欧盟成员国面对大多数挑战无法共同行动，亚洲中、韩、日对立日益严峻，亚洲共同体的建立非常渺茫，众多非洲国家的贫困，恐怖主义长期存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核野心的膨胀，新的石油危机，以及温室效应等的现实问题。各国及国际组织要积极面对，共同努力解决这些新的世界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困难，以形成新的世界经济均衡。

只有大国才有大经济，只有大经济才有大金融，只有大金融才有大货币。战后70年的美国，聚集了千万亿美元的全球财富，累积起世界政治大国、经济强国、军事霸国举世无双的地位。因此，只有立足国内,放眼全球，树立大国理念，以更大的气魄、更大的战略和更大的动作，实施大国经营战略，从引领世界经济大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掀起新一轮中国经济大发展的高潮，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的宏伟目标。

在结构性与周期性调整中，全方位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大区发展的道路，探索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大国、大经济、大金融、大货币模式变革的总体架构，则是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惟有寻找一个突破口或结合部，对国民经济结构三个层次进行根本调整和转型（包括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投入要素结构转型），才能使大国、大经济在新的发展周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强劲动力。

而且，只有大国才能办大金融，只有大金融才能有大货币，只有大国经济才能支撑大国货币。新的30年，中国经济大发展要实现引领世界经济大发展的目的，就需要积极参与世界金融货币体系，并且在其中拥有主导地位，就需有中国大金融及其大货币的产生。同时，凡是大金融所带来的一切问题，包括危机，最终必定还要从大金融的结构调整中予以解决。无论美国还是中国，莫过如此。

考虑到目前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中的地位和实力，只有从最容易的地方入手，从各大国都容易接受的角度出发，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满意的目的。其主要措施有两点：

一是迅速和几个大国共同牵头，快速组建全球新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及其制度（这是当前各国最为迫切，而且最容易形成共识，最没有争议的课题）。如果能够在这个机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再以此为基础，构建全新的全球金融体系，那么，我国的实力和地位将与此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二是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难得的趋势，积极推进大国、大金融、大货币体系及制度建设，加快运筹人民币全球化布局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