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解世界的公式

据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这个公式看上去简单，但还嫌不够直观。比如效用是什么？主观效用还是客观效用？又比如幸福是什么？庄子能不能断言鱼的幸福？惠子又能不能断言庄子是否知道鱼幸福还是不幸福？

为了更加“读者友好”，不妨把这个公式略作改动，用幸福感替代幸福，用资源替代效用，即幸福感=资源/欲望。幸福感的意思是，幸福不幸福，被问者说了才算。鱼幸福不幸福，那是鱼说了算，庄子也好，惠子也好，都不能越俎代庖。幸福感是个好词。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要提升人民安全感、获得感等，统统都可以归结为幸福感。幸福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公式中里的资源，则是达成欲望的手段。

这个公式的基本含义是，如果欲望恒定，那么掌握资源或实现欲望的手段越充分，幸福感越高；反之，如果资源有限，则欲望越小越能维持较高的幸福感。

前者好理解。后者意味着，当社会越是资源不足经济凋敝的时候，统治者越是有动机干预民众的欲望，“存天理、灭人欲”，维系人民幸福感。比如20世纪30年代开始搞的“新生活运动”，搞什么“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无非是教人节制个人欲望、听从上面安排的全民运动，用涤荡灵魂的方式来结扎肉体。

对等号右侧的分母做个简单的变换。把加总的欲望还原成人口与典型人均欲望的乘积，即幸福感=资源/（人口×人均欲望）。这个公式讲的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的假定是，资源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再假定人均欲望不变，则幸福感必然越来越低，人类必然会陷入不幸的悲惨世界，除非人为地限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说，限制方法主要有三个：一是战争，但战争主要消耗青壮年人口，会影响公式分子部分资源的增长；二是疾病，疾病主要减少老人儿童体弱者；三是计划生育。

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移民。比如，叙利亚等处的难民跑去欧洲，在没有带去资源、短期内也无法增加资源的前提下，可能将显著降低欧洲的幸福感。英国看到这个难以忍受的前景，于是决定和欧洲大陆分手。欧洲花大价钱收买土耳其，试图把涌来的难民拦截在欧洲之外，一种说法是想把这些民众围困在中东的火药桶里成群结队地战死、饿死或病死，以确保欧洲并恢复当地的“幸福感”。又如，近段时期加拿大一些地方调整了购房的税费，据说是因为一些当地人认为不断涌入的中国移民削弱了他们的幸福感，所以要提高门槛限制中国人的涌入。与战争（或者三K党式的暴力）、疾病等相比，这是较为温和的方式。但如果效果不彰，不排除有升级的可能。

对等号右侧的分子再做个简单变换。假定掌握的资源与掌握这些资源的代价成反比，公式变为，幸福感=1/（代价×欲望）。这意味着，如果维持幸福感不变，获取资源的代价越低，人的欲望越强。这就是汪丁丁重新表述的张五常“需求定律”假说的更普遍版本。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唯一重要的定律是，对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商品价格上升而减少。汪丁丁重新表述为，任何人选择任何一可选方案的欲望与这一可选方案的代价成反比。

还是举个例子。比方来说，你正在水槽边刷牙，镜子前面飞来一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这极大地降低了你的幸福感，你产生了打死蚊子，以恢复原有幸福感或维持幸福感不变的欲望。前文那个公式说的是，你这个欲望的强烈程度，与你打死蚊子的代价成反比。顺手打死这只蚊子当然是代价轻微的，你不用举证这只蚊子有攻击你的犯罪事实或意图，也不用为打死它而被追究刑责，所以你顺手一击。可惜你并未击中。此时手机铃声响起，可能是你的客户打来的。你不再追击蚊子——虽然狙击蚊子本身的代价轻微，但因为追击蚊子而错失一笔生意的代价则不容忽视。可见代价都是相对的。你的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做一件事而丧失掉的其他机会的代价。

现在把蚊子换成狗。你会不会像拍死蚊子一样毫不犹豫地出手对付一只狗呢？特别是，如果冒犯你的是一只无人看管的藏獒呢？你的攻击欲望当然会下降，因为向藏獒发起进攻和向蚊子发起攻击，你预期要付出的代价迥然不同。

现在把狗换成人。你会更艰难于拍死他的决策吗？对大多数人是这样，对一些特殊质地的人则不是。有些人相信或迫使他人相信他们与别人不同。比如他们是神的头部变化来的，别人是手、脚或臀部变化来的；他们是神用泥捏出来的，别人是神用鞭子抽泥浆溅出来的；他们代表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别的人则是历史车轮下的绊石；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别人是祸害选民的外人。通过种种包装术、催眠术、武术，他们相信凌辱侵害他人不仅代价低于拍死一只蚊子，甚至反倒还因为迎合了所谓“民意”而有收益、获得威望，那他们凌迫别人的欲望就可能会因为代价的显著轻微而异常强烈。

稍早时，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就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发出了警示。近日在金砖国家果阿峰会上，他又直指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所谓保护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不让别人来，而内顾倾向则是自己也不往别处出去。这等于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为划上“我们”与“他者”不容逾越的鸿沟，并将本国的问题、麻烦悉数归咎于“他者”。这是危险的信号，大国这么做时世界尤其危险。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以低微的代价清除外部的“威胁”并赢得国内的支持，那么其对外人开展“净化”行动的欲望就会特别强烈。一旦开始“净化”，获得的短期收益会刺激决策者得到更大的内部支持，势必开展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净化”行动，从而将更多族群和国家拖入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