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5.2%，不及投资整体增速的一半，与2015年同期12.7%增速相比，呈现“腰斩”式回落；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2015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民间投资增速过快滑坡必将影响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更加强调投资的质量，而非数量。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现象本来无可厚非，但是，相比民间投资，其他的投资方式效率更低。若这些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一味单边增长，必然会引致投资风险的负面叠加，也会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投资的灵魂是稳健。所谓稳健，是指投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资本金化解投资风险。换言之，即投资主体本身具有“造血还债”的机能，而不是仅仅指望扩大投资增量稀释短期风险，换句话说，不是简单地依靠“输血”苟延残喘。投资是为了取得收益，但收益未必由社会全员共享。更重要的是，投资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由于大量粗放投资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甚至负面的叠加性，若得不到有效缓释或化解，大量积聚的风险会引致经济紊乱，最终的投资风险必然由社会全员来承担。显而易见，解决投资的债务或风险问题，拖延时间仅仅是权宜之计，蒙混过关更是不可能的。
低效投资不但造成资金、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投资增量的边际效用。笔者通过大量调研发现，个别地区的固定资产存量利用率不足50%，资产大量闲置，浪费严重。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处理这些“僵尸”固定资产束手无策，甚至坐以待毙。现在，中国部分行业总体产能过剩，若仍一味强调扩大投资规模来维持增速，由于边际效应递减，作用必然有限。显而易见，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可能要转移至盘活固定资产存量上来。盘活的任务相当繁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盘活的方向必须明确。盘活固定资产存量的质量、水平及数量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制定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显然，今后在强调投资增量的同时，不应忽视盘活存量。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增长、促创新、增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加之中国全社会的资金已经十分富足，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已经被“资产荒”所替代，“资产荒”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随着投资环境的变化，民间投资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由于新机遇是通过革故鼎新而来的，其内涵与外延必然会被重新界定，但万变不离其宗，民间投资的核心仍在于对风险的计量与把控。
过去几年，民间投资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民间投资有着独特的独立承担风险及损失的属性，所以，有的民间投资在房地产、制造业、煤炭等领域，由于投资失败，遭受切肤之痛，甚至惨不忍睹。特别是，不规范的民间投资，风险更大，更有投资者在高利润诱惑下，盲目投资，出现了一些影响范围较广的风险。吃一堑，长一智。目前，一些民企无论在资金实力、核心技术、国际化进程还是人才团队、文化建设上，均有了长足进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一些民企发挥了标杆性引领作用，展示了民企投资的理性与成熟，这些内因是民企投资发展的基础。
▲ 目前，我国许多已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如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介入却仍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国有投资、政府投资来说，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仍然较窄。支持民间投资，不能只做“羞答答的玫瑰”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可以助力提高民间投资的质量与水平。目前，民间投资尚需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国企的“去保护”。也就是说，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让民企与其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在融资的准入条件及利率上，地方政府、国企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仅贷款利率这一项，民企平均水平要比地方政府、国企高一倍以上。
二是民企借贷中的“去失信”。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并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保护依法合规民企的正当权益，扭转诚信企业吃亏、失信企业受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把逃废债务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实际上，对失信民企的惩罚就是对诚信民企的最大保护。
三是政府管理的“去低效”。要高度关心民企投资问题，着力解决事关民企投资利益的突出问题，真心诚意为民企办实事，竭尽全力为民企解难事，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针对民企强烈的呼声和愿望，有的放矢地找准切入点，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确保见到实效。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上的所有制壁垒、限制或歧视。
目前，中国许多已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如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介入仍有严格的限制，相对于国有投资、政府投资来说，民间投资可选择的领域仍然较窄。支持民间投资，不能只做“羞答答的玫瑰”，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的政策限制，破除金融、电力、市政公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对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限制，凡是法律法规未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应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第二，提高信息服务水平，确保投资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质量和水平，使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计量更具确定性。
第三，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
目前，个别地区在吸引投资上非常积极主动，但是一旦资金投进来，情况就急转直下，不讲诚信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一些地区的民间企业家反映，招商引资时企业被奉为座上宾，但在项目投产后，地方政府承诺的条件不兑现情况比较普遍，而且“新官不理旧账”问题较为突出，企业将之形象地描述为“JQK”：“先勾我们进来，圈块地给我们，然后再剋我们”。所谓“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现象十分严重。
第四，加大对民间投资的金融支持，降低诚信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失信企业的违约成本。
第五，加快国企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化退出力度，减少政府财政兜底，避免举棋不定、拖泥带水，通过盘活存量发现价值。
作 者：王衍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第一届财政部企业内控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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