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天你读书了吗?“习近平同志最近关于读书问题的讲话非常有针对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素质低、形象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读书少。”——2009年6月9日,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在中央党校“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座谈会上颇有感触地说。以下将为您分享他的发言全文《“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习近平同志最近关于读书问题的讲话非常有针对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素质低、形象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读书少。
我的本职工作与“铜臭”为伍,与“孔方”长伴,读书很有限。但我个人体会读书有三个过程:被动需要的过程(工作需要)、产生兴趣的过程、主动需要的过程(无书不能生活)。如实地讲,我个人目前在读书问题上应该说是“三个过程”交替存在,但总体上进入了第二、三个过程。从小学到现在,四十八、九年时间,没有停止过读书。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一是每天必读报、必听广播(过去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后来的新闻联播,现在的晚间新闻及网络新闻)。可以说几十年从未间断,偶尔间断第二天也要补上,否则就有“丢东西”的感觉,非得找回来不可。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数量无法具体统计,其中《资本论》通读过二遍,《矛盾论》读过数遍),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方面著述。三是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等。四是文史哲。文学方面包括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以及这些年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系列等等,外国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司汤达、大小仲马、泰戈尔等等);历史方面包括二十八史(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思想哲学方面包括卢梭、培根、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等。但老实说这些大多都是过去年代读的。五是其他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坦白地说,没有书我不能生存。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此“竹”当作“书”解。
我读书的不足是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少、中国多外国少、过去的多当代的少。我的体会是在读书问题上,“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越感觉自己无知。
有记者让我说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我很难回答,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卢梭的《忏悔录》我体会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对指导工作,处理矛盾,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是人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直接感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文学是对某个具体社会现象的高于生活的描述,而历史则是对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描述);读哲学则可以在读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我体会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一是知与行的关系。我给北大清华讲书法,我给书法下了一个定义,其中讲到“书外功夫”,有的同学就问我何为“书外功夫”?我就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读(知)与行要结合起来,才能读懂。老实说,为了读党史,几十年来,长征一、二、四方面军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毛主席走过的路,周总理走过的路,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李白、杜甫、苏东坡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
二是薄与厚的关系。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
三是精与通的关系。精力所限,不能什么书都精读,大量的是通读,有的甚至是看简本,甚至是听讲座,甚至是看光盘。但有的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哲学是地基,其他专业书是楼房。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但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
四是读与思的关系。读书要用心读,要思考,否则尽信书等于无书(钱钟书讲,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读书要思考。比如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过去是盲目崇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怀疑动摇,后来是理性崇敬。我读了大量关于毛主席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攻击性的。读后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全面历史地去评价,理性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术家。
五是学与用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应用。读专业书有用,读文史哲有时对指导工作也有用甚至更有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主要职责是把握方向,用好人才,处理矛盾,读点文史哲,可以使你更好地去工作。
六是书与友的关系。读书可以净化交友的圈子。读书本身就是交友。“不用开门,明月自然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
最后,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领导干部多读书问题,建议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成立国家考试院,由中组部管理,利用党校、行政学院的力量,除已定的干部选任条件外,把“读书”加进去。我不同意科举制,但科举制也要两面看,虽越往后弊端越突出,但对促进官员读书是起过作用的。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本文发表于2009年6月的《学习时报》,并被人民网、新浪、网易等多家媒体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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