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读】毛泽东思维方式对我从事金融工作的有益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日久年深，以至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对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了特殊作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深远，对我从事的金融工作也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毛泽东非常重视实践，实践意识是他思维方式的首要特征。他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他的实践思想、实践意识集中体现在《实践论》、《整顿党的作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及其他著作中。《实践论》发表于1937年7月，当时正值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中国社会局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各种矛盾，迫切要求党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使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及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观察，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一文，并在延安抗大讲授。《实践论》就是讲义第二章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又正式以《实践论》的名义发表。在《实践论》中，他特别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明确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毛泽东的实践意识源于自己长期革命实践活动及大量的调查研究。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大量著作，以及著名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都是实践意识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实践意识进一步发展完善。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的实践意识建立在哲学的高度上并成为一种行为自觉，对我们金融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自1995年正式提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如果再从1984年开始实行中央银行体制并以信贷总量调控经济推算，我国在货币政策问题上摸索了30年。30年中，有11年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13年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3年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3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其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使我国的货币政策逐渐向成熟过渡。受实践意识的启示，总结3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我认为今后我国的货币政策应按“二常二特一不取”思路掌握，即“稳健”、“适度从紧”为常态，“从紧”、“适度宽松”为特态，不可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这一思路的“内涵”和具体操作也要根据新的实践不断完善。

毛泽东善于从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反复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 坐井观天是导致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要紧的全局上，如果丢了这些，而去忙那些次要问题，那就难免吃亏了。毛泽东总是这样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把握问题。在这方面，他的眼界之高、洞察力之敏锐、决断和反应之迅速，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

毛泽东的全局意识对我们认识金融形势有着重要意义。比如从全局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快速发展，表现为“硬实力”的大幅提升，包括我国金融资产规模已达到150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1300多倍；全世界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国有101家。但另一方面我国的金融“软实力”仍有不小的差距，具体表现在金融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机制、金融发展环境、金融监管有效性、金融文化与金融理论建设等方面。这些从局部是看不清楚的。从局部看，可能看得成绩满满，也可能看得问题多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从全局的高度，才能全面认清这些问题，既看到成绩增强信心，又看到问题保持清醒。

毛泽东历经过大风大浪，经常面临黑暗、险峻的形势，但总能凭借“前瞻意识”在险峻中找到生机。井冈山时期，针对当时革命队伍的前途迷茫和绝望情绪，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这样鼓励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940年日寇疯狂大扫荡，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毛泽东再次用诗一般语言预见革命高潮：“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声称三个月到六个月时间解决共产党问题。毛泽东后来写道：“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毛泽东的前瞻意识对我们这一代人有着深刻的影响。2007年4月，我在《认识经济运动规律，警惕经济拐点下的金融风险》一文中提到“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增长”，“美元债券正趋于垃圾化”；“经济拐点迟早是要来的，我们的任务是登高望远，在拐点来临前变急拐点为慢拐点，防止翻车”；“外汇储备过高、流动性过剩与经济增长过快互为因果循环推动经济拐点的到来，外汇储备过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一年多以后，出现了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全球金融危机。

这里我还要多说一句，毛泽东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这句话，不但反映了他的前瞻意识，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这句话影响了我40多年，每到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想到他这句话，就顿感信心倍增。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有现象。

毛泽东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鲜明的独立思考，并形成了坚定的自主意识。这些表现在他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以及国家主权等各个方面。

或许是性格使然，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同父亲的抗争，就体现了一种“自主意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和抵制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自主地位。

毛泽东的自主意识还体现在他对大国关系的处理方面，包括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的封锁，包括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争论等等。抛开其他因素不谈，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自主意识”。

毛泽东的自主意识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今天，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钱袋子，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战争就是掠夺财富。过去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物质形态”财富的有硝烟战争，必须把住枪杆子；现代战争主要是掠夺“价值形态”财富的无硝烟战争，必须看紧钱袋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自主意识”，决不能被所谓的“精英”忽悠。

合力意识就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在军事上，他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政治上，他提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 在和平建设的特殊历史时期，他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出并坚持“统筹兼顾”方针，奠定了共和国的物质基础。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说，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农村金融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在银监会工作时曾经分管过农村金融工作。受毛泽东“合力意识”的影响，我认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发挥“合力”，即“建立一个体系，实现九龙治水”。“一个体系”就是加快建立市场主导与政策扶持相结合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体系。“九龙治水”一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继续发挥支农主渠道作用；二是农业银行要以县域为主，上下辐射；三是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开办对贫困县基础设施贷款；四是邮政储蓄银行信贷服务对象重点要面向农村；五是鼓励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到农村设立机构，发展业务；六是支持民间资本到农村投资，开办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七是支持外资到农村投资，设立村镇银行；八是发挥财政资金的补贴引导作用；九是发挥直接融资对有效益涉农项目的支持作用。只有通过多方合作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所谓差异意识就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指出：“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分别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就是毛泽东“差异意识”的经典体现。

用“差异意识”认识金融工作，就是认识我国金融工作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我国金融工作存在十个不平衡，一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二是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四是直接金融、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五是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这同美国过度创新的情况相反)，六是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八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金融理论建设不平衡，九是中国金融实力和我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十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按“差异意识”认识这些不平衡，才能解决不平衡。

反证意识就是既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又看到另一面，特别是看到问题的一面。这就是毛泽东始终倡导的“两点论”。反证意识也可以理解为转化意识。反证意识是转化的认识前提，转化是反证意识的行为结果。毛泽东常讲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他认为走向反面的机制，是原先处于主导地位的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被原先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一方取代。此即“物极必反”。他曾引用三国魏人李康的话说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出于众，人必非之。”又引用李固遗黄琼书中的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毛泽东的反证意识常以“既要……又要”的论述来表述。如既要当先生，又要当学生；既要藐视敌人，又要重视敌人；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既要自由，又要纪律；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要削弱山头，又要照顾山头；既要吸取精华，又要剔除糟粕等等。毛泽东总结规律得出两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因此凡事往好处努力，往坏处打算，甚至常常往最坏处打算，比如重庆谈判时的坏处打算，是准备被软禁、“坐班房”。

对于金融工作来说，反证意识就是既看到事情的正面又要看到事情的反面。受毛泽东“反证意识”的影响，我在《金融企业家的“十个思维”》一文中曾提到金融工作“逆向思维”的观点，难要看到易，易要看到难；起要看到落，落要看到起。在我的具体工作中，六年前我被中央派到中国光大集团，当时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已经频临破产的边缘。受反证意识和转化意识的影响，我认为企业在困难中既有不利因素，也存在人心思变的有利因素，“难到极处就是易”，这种人心思变的因素，调动得好就能促进企业向好的方向转化。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光大已经弥补了全部历史亏损，资产增长了四倍，年利润达到300多亿元。同样，按“反证意识”思考我们的金融工作，几十年来我们的金融运行是波浪式前进的。在波浪式前进中，有时越处于波峰就越容易转化成波谷，越处于波谷就越有可能转化成波峰。因此，我认为在当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假设按一、二、三、四、五站队，我们要多站在二、三位，少站一、四位，不可站第五位。

递进意识就是认为事物的变化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渐变而非突变。毛泽东提出革命发展阶段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抗日战争中，他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这些都反映了他的“递进意识”。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工作，可以看出也是递进式发展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78-1983 年的“铺垫阶段”，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客观上为向市场经济转轨作出铺垫，包括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实行流动资金拨给贷等等。二是1984-1992 年的“起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包括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机构开始办理新的金融业务，成立了一大批新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初步形成等等。三是1993-2002 年的“攻坚阶段”，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包括实施外汇体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完善资本市场，实施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颁布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市场，定向发行2700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四是2003 年至今的“确立阶段”，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管理格局，并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推进汇率改革，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今天我们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大方向。在这个大的方向下，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在两个方面通过“递进”实现，一是货币职能上从结算货币到投资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递进”；二是地域上从周边化到区域化再到国际化的“递进”。

当前强调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也应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利率“准市场化”，一是外币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二是同业拆借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三是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除信用社外已放开；四是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已放开，目前监管上限主要是防止乱拉存款扰乱市场秩序。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我们也应按“递进”的方式逐步推进。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战争的险恶环境中养成了强烈的风险意识。在军事斗争中，他坚决反对冒险主义,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他强调: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 在党的七大，为使全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结论》报告中用了很长的篇幅专门讲了“准备吃亏”的问题。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可能出现的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毛泽东当时所列举的十七条困难，就是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很快就要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看到“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看到“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风险，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实际工作中，他也时刻保持应有的警觉，防止意外。长征中的巴西会议及会后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依据风险意识，挫败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体现。解放战争中胡宗南一度占领延安，在陕北清涧的枣林沟，毛泽东主持会议将中央分为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为首的“前委”，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工委”，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后委”，都是在“风险意识”作用下防止“中央”被国民党“一锅端”的有效措施。今天，按“风险意识”指导金融工作，在看到金融工作成绩的同时，一定要看到金融风险的一面。金融风险永远存在，经济越发展越存在，当前主要集中在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金融、影子银行、外汇储备、流动性管理不善等方面。比如外汇储备问题，今天，3.5万亿外汇储备是最大家底也是最大风险，我们应建设消化外汇储备风险的“一五”工程，即按经验和测算，保持一万亿美元左右外汇储备（外债+3个月进口+外资分红等），其余实行五路分流，包括补充国有资本、购买战略资源、扩大境外投资、发行外国债券、鼓励民间持汇等等。

管用意识，就是工作措施、政策理论都要管用，起实际作用。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没框框、不信邪，反映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就是要管用。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据回忆，在延安时期，他曾经讨论“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军事”的问题——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你的人搞得少少的。所谓军事，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到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接着打。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也完全是按照有用、管用的思路去做，不搞花拳绣腿。他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十六字”诀，在那个时代就是最管用、最通俗的军事理论。

那么，金融工作的管用意识是什么呢？比如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来的，这是必要的。但我们在借鉴中一定要符合国情、管用。以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为例，过去我们实行人民银行一家监管，优点是“全覆盖、效率高”，有问题内部协调即可，缺点是力不从心。从防范风险“管用”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实行“一行三会”体制，加大了监管力度，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发挥了作用，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容易出现“真空”（几不管地带），二是效率低（需要国务院协调）。这些都需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从“实际管用”出发适时进行完善。可以说没有绝对好的体制，关键是管用。我们金融工作中其他一切从国外引进的“舶来品”，也都要按符合国情、管用的原则掌握。

总之，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与他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使其成为全党公认的伟大领袖，他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财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定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绝不是一般的人。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从事的金融工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上述“十种意识”是我的一些粗浅体会，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谨以拙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