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杨涛：理性认识金融与产业的“互联网+”

从金融角度来说，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已经连续几年冲击着人们的理念和现有的金融体系，在“互联网+”的视角下，同样开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起点，我们需要对概念本身进行辨析。“互联网金融”、“金融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或替代”……种种说法背后，似乎逐渐呈现出“伪命题”的迹象。当提到这些概念时，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和影响，这里没有“新金融”和“传统金融”，只有在技术影响下不断变化的金融。

所谓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概可以用ICT来更加准确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英文简称。21世纪初，八国集团在冲绳发表的《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中认为：“信息通信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动力之一，并将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当然，各界对ICT的理解并不统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仅可提供基于宽带、高速通信网的多种业务，也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和共享，而且还是一种通用的智能工具。

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时代的前沿技术范式，不管从硬件还是软件层面，ICT对于金融运行、金融活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姑且用“互联网金融”来描述这一变革。但是把历史视线向前和向后追溯，可能会看到技术变革线索下的、更加长远的金融蓝图。

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股票交易信号的传递，是由经纪人信号站的工作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信号灯，了解股票价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将信息从一个信号站传到另一个信号站，信息从费城传到纽约只需10分钟，远比马车要快，这一改变曾掀起了一轮小小的“炒股”热。直到1867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联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深刻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由此来看，这一时期，对最令人振奋的技术对于金融的冲击，或许可以称为“电报金融”。

▲ 直到1867 年，美国电报公司将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动收报机与纽约交易所联接，其便捷与连续性深刻激发了大众对股票的兴趣。1869 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现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缆连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传到欧洲大陆，纽约的资本交易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图为纽交所

再如，2015年1月，谷歌总裁Eric Schmidt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互联网将消失”，其含义是互联网将会与我们的生活无缝衔接，成为无处不在的“物联网”，这里面或许同样隐含着对现有技术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变未来的金融活动与金融功能，或许人们会用更加新奇的技术概念来描述对金融的冲击。

更具有科幻视角的是，当未来技术获得极大变革和突破，以至于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信息传递、资源配置之时，甚至达到一种在理想模型中才存在的、稳定有序的、最优的宏观均衡之时，货币与金融的存在可能便没有了意义，到此阶段，技术才在真正意义上“颠覆”了金融、“消灭”了金融。

可以说，把焦点放到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上面，其意义并不大。当我们谈到这些仿佛带有“魔力”的新范畴之时，无论基于感性还是理性的认识，都应当更聚焦于每个时代的“新技术”对于金融要素（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货币、资金融通与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信息提供、激励约束等）带来的“变与不变”。

我国理论层面上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之于金融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的基础性分析；但是从实践来看，其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因此更容易形成感性的直观认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金融是在短期内自上而下、经过“顶层设计”而形成的，不是经历长期的、从民间和草根、实体部门而逐渐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帅”拉下“神坛”。但是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创造新的金融“神话”，包括在技术或制度层面。

◆ 互联网金融一定会成功吗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新型金融模式，一定会取得成功吗？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据美国FDIC的统计表明，实际上，近年来大银行的业务网点并没有减少，相反在城市中心还有所增加，其中富国银行的成功就是典型案例之一。由此，一方面银行业对互联网的重视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许多人认定的、对银行物理机构的网络化替代，似乎在技术最快发展的过去20年里，也并未出现，其原因是什么？当然，也有人认为，网络银行在中国面临的特点完全不同，因为我国的金融结构有“缺陷”，存在难以满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这恰恰说明了，如果某些互联网金融形态在我国更加繁荣，或许是因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这种变革的持续性究竟如何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逻辑和简单的“拿来主义”，而需要深究金融变革与演进的真正情况与内在逻辑。

其次，在技术引发的金融变革之中，传统的势力也是非常强大的。例如，移动支付是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金融技术前沿领域，也是被认为能够对传统金融模式给予颠覆式影响的重要渠道。然而，据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动支付扩张的盛宴中，银行仍然牢固占据着主要份额，再就是传统的电信运营商，还有依托电商平台的支付企业，最后才是单一的支付机构。再比如，当我们被Lending Club的上市所鼓舞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可能距离P2P的精神越来越远，逐渐成为大机构和大投资者的舞台；也没有注意到，Lending Club的业务创新实际上依托于与犹他州银行WebBank的合作，也难以摆脱银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时，前段时间其股价大跌，因为其2014财年亏损3290万美元，而一年前盈利730万美元。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随着其营业收入翻番到2.13亿美元，其营销和产品开发成本远超贷款费用。当业务规模超过“小而美”时，这些互联网金融模式能否迎来蓬勃的商业扩张性？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 理性看待技术带来的金融变革

讨论这些问题，并非意味着对互联网金融的悲观主义，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术带来的金融变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机、泡沫或狂热。因为，符合大势所趋，并不意味着当下一定正确。同时，无论是传统机构还是新兴组织，都在面临新技术的快速变革，短期内新兴组织“船小好掉头”，大机构更加“笨重难转身”，但在中长期的“赛跑”中，二者最终都会在面对挑战中获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术变革导致金融混业常态化、机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金融功能、业务和产品的变化。

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于金融更加深刻的冲击，我们认为还是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于大数据的信用信息管理，对于优化金融产品定价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对于资金和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领域的挑战，还远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特征。而就资金和资源配置本身来说，互联网信息技术对直接金融市场的影响，也远大于对间接金融体系的冲击，并开始改变着资本市场结构、定价机制、交易行为等。

当然，在中国所面临的环境与美国并不相同，新技术带来的金融业变革与金融市场化所带来的影响，混杂在一起，使人难以看清其本质。但不管怎样，衡量金融变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包括能否真正改变结构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错配；强化对弱势部门和主体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环境；打破刚性兑付前提下的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竞争性提升与风险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则基础上，需要对技术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风控的变化，与具有弥补市场缺损和制度套利型的创新区分开来，以此确定分别基于长期或短期视角的应对策略与监管思路。

在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中，其生命力的源泉所在，是紧紧抓住实体产业的大趋势与前沿，这就是在产业的“互联网+”中寻找产业与金融的结合点。

◆ 实现两大转变

对当前国家层面的“互联网+”战略，我们认为其实质在于实现两大转变，即互联网信息产业与其他部门的结合方式达到“双向互动”。

一方面是加快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近年来，虽然在信息化基础上我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步伐不断加快，但是还远没有满足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由于种种因素制约，我国产业优化仍然非常缓慢，不仅三次产业结构之间难以协调，而且各产业内部也亟须从低端转向高端，同时城乡之间的产业配置差异也逐渐增大。

实际上，离开了传统产业升级的支撑，互联网信息产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多年的全球经济演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德国的工业4.0战略，就体现出在新兴制造业发展的“主干”上，信息化改造能够带来生产效率和产业生命力的巨大提升。尤其对我国来说，产业优化不应只考虑三次产业间的替代。近十年来，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速开始超越第二产业，在此背景下推动产业转型，虽然可避免生产率与增长的趋势性下滑，但也要注意转向生产性、高端的服务业，而非低端的消费服务业，以避免产业转型的“拉美陷阱”。实际上，在国内部分发达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种低效产业升级带来的生产效率下降。因此，在我国农业、工业内部的升级可能更加重要，这就给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和压力，而互联网信息技术也在其中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是推动新型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我们看到，与德国模式不同的是，美国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似乎与我国更多相似之处，有许多纯粹的互联网新业态模式。但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危机的冲击下，部分互联网企业也更着眼于“回归传统”，以主动改造和融合传统产业为重心。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制造业回归”趋势进一步与“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战略相结合，推动了这一演进过程。实际上，互联网信息时代带来许多产业变革，一是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二是基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型业态条件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长期来看，如果这些产业只着眼于特定领域的“自我游戏”，其生命力也必将有限。例如，当电子商务平台满足于B2C时，只是一个销售渠道而已；如果在C2B模式下介入到生产环节中，就对于整个产业链格局、企业生产和库存效率等产生复杂的影响，从而深刻改变现有各类产业部门。

◆ 新时代的产融结合

在此基础上，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模式也发生诸多新的变化，并且更加深入到产业内部，原有的产融结合模式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实际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产融结合时代，使得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的边界进一步模糊，创新型合作模式不断出现，而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各方主体的转型与创新，都或多或少具备了产融结合的色彩。可以看到，新时代的产融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由产到融”发生变化，体现为新兴互联网企业可以充分运用自身的数据和渠道优势，介入到金融服务的功能创新中，使得互联网供应链金融、电商金融、大数据金融等更加扎根于实体部门的模式不断出现。

二是传统“由融到产”发生变化，表现为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积极介入新兴互联网企业或建设互联网金融平台。

三是从过去偏重产业与金融之间的股权、债权融合，逐渐变为双向的智力与战略融合，因为在互联网时代，数据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金融服务呈现突出的跨界融合特征，产业与金融之间的谈判能力更加平衡，而非是金融部门占据绝对优势，使得合作共赢逐渐成为主流。

四是传统的产融结合更加强调对资金配置方式的融合，而互联网产融结合则出现进一步的功能融合，在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金融基础功能层面，不仅逐渐呈现金融产品与服务自身的混业，而且呈现金融与非金融边界的融合，深入到生产场景、消费场景的多元化金融服务成为趋势。

五是原有产融结合的范畴，还包括大企业集团内部的金融资源整合，现在伴随互联网带来社会协作分工机制的变化，原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流程都在发生变革，企业达到最佳经济效率的边界也更加模糊，这使得在新技术支撑下，大集团内部的金融需求更容易通过外包的形式来完成，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融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