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银监会外管局工行建行等详解中国银行业“走出去

陈颖 中国银监会监管三部副主任

戴兵 中国光大银行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副行长级）兼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黄志凌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聂庆平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董事长

邵长毅 中国银监会国际部调研员

王承远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王春英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

吴富林 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他国案例 可资镜鉴

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以银行业为先锋，至今已有20余年历程。然而，在中国经济实力和贸易总额排名全球前列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缓慢，还需加强"内功"，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的意识与能力，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与国际化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等各方面合作中，要把"学习"二字置于重中之重，不应以财务投资短期盈利为目标，而应着眼于长期的战略投资与规划。

▲黄志凌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走出去，首先要清醒认识

《当代金融家》：纵观国际金融业百年风云，既有汇丰、花旗、摩根大通等通过实施国际化战略迅速成长为国际主流金融机构的成功案例，也有苏格兰皇家银行收购荷兰银行等失败案例。请您谈谈对一国金融走出去的看法。

黄志凌：金融发展具有互通性，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全球扩张之路，总结中资银行的海外发展经验，我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走出去必须具备四个因素:

第一，经济实力是基础。唯有国家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水平，金融才能够走出去。回顾西方经济发展史，英国的金融能够垄断全球与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美国在全球的金融扩张也是基于日渐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当一国的经济实力尚未达到一定水平，“金融走出去”只会沦为一厢情愿的口号。

21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风云变幻，各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中国已跻身全球经济强大国家之列。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具备支撑金融走出去的强大经济实力基础。

第二，唇亡齿寒--走出去与贸易。贸易是金融走出去的必备条件。即使一国的经济实力强大，但若该国市场封闭，进出口贸易量低，则该国并不具备金融走出去的条件。

英美的全球经济扩张与它们的贸易全球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以英国为例，新航路开辟后引起商业革命，商业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到大西洋沿岸，英国处于有利的位置，贸易发达，工场手工业发达，尤其是制呢业（羊毛加工业，当时英国的民族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确定的过程中，英国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先后打败了在航运、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夺取了广大的殖民地，扩大了势力范围，从殖民地掠夺了巨额财富，并为本国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促使海外贸易的飞速发展，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期，英国处于“世界工厂”地位，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伦敦为世界金融中心。

反观中国，清朝时，中国的GDP全球第一，但由于闭关锁国，与其他国家较少贸易往来，彼时中国并不具备金融走出去的概念与能力。2014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的货物贸易大国，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道路上新的里程碑，也是金融走出去的强大支持。

第三，金融机构自身必须具备匹配实力。金融机构是金融走出去的“具体执行人”。唯有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具备全球服务能力和跨境经营管理能力，金融才能够成功地走出去。

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以银行业为先锋，至今已有20余年历程。然而，在中国经济实力和贸易总额排名全球前列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缓慢，还需加强“内功”，全面提升国际化经营的意识与能力，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与国际化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等各方面合作中，要把“学习”二字置于重中之重，不应以财务投资短期盈利为目标，而应着眼于长期的战略投资与规划。

近年来，银行业的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相继上市，使中国银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理结构、发展潜力、资本充足率等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国际化的银行必须具备国际化的网络，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人才的积累、管理水平的提升为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提供了基础。

第四，比较优势助力金融机构走出去。美国金融称霸全球主要靠其更具全球竞争比较优势的投资银行，而非商业银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投行以辅助企业在欧洲市场融资为起点，开始拓展海外业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大型投行海外业务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与此相对，美国的商业银行始终不热衷于国际化扩张。

因此，金融机构是否需要走出去，应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做出选择。一方面，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都需要走出去，另一方面，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必须具备自身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当代金融家》：中国金融要开放，要走出去，一定要对走出去有清醒的认识，而非有了想法就去行动。

日本失败案例乃前车之鉴

《当代金融家》：20世纪80年代，日本金融大兴“走出去”之风，试图建立日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但以失败告终。同属亚太经济圈和东亚文化圈，日本在80年代的金融全球化之举对今天的中国金融走出去有哪些启发和教训？

黄志凌：在20世纪80年代前至80年代初，日资银行在国际上并无名气。8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全球扩张，日元升值，日本的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刮起投资旋风，民众兴起海外旅游风潮。至80年代末，日资银行基本垄断全球十大银行，最多时，在全球十大银行中独占8席。

20世纪80年代，日本金融走出去的过程如同坐过山车，跌宕起伏，最终惨淡收场。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股市和资产泡沫破裂，金融危机把日资银行全部踢出全球前十的行列。日本的大型银行被迫抛售海外资产并退出许多全球业务，有些资产甚至只能赔本抛售。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巅峰时期，日资银行业在全球信贷市场的占有率最高曾达到30%，但随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日资银行业的全球信贷市场占有率一落千丈，到2008年雷曼兄弟垮台时其市场份额已经萎缩到6%。

80年代的日本，其海外投资疯狂且缺乏审慎。结合走出去的四个必备因素来看，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贸易量均达到一国金融走出去的标准，但金融机构并不具备全球经营能力。因此，日资银行在全球银行业的扩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问题。投资失败、内控失效、金融丑闻等对日资银行的全球声誉造成了致命打击。

另一个教训是，虽然日本在80年代的贸易量已达标准，但日本金融机构的海外扩张并未结合其贸易情况，未发挥其比较优势。相反，当时日资银行在全球范围购入了大量廉价资产，但这些资产与其贸易并无关系，失败的并购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与日本非常相似。90年代金融危机后，工农中建四大行全部进入全球十大银行名单内，这与80年代的日资银行全球发展非常相似。因此，必须吸取日资银行的教训，以免重蹈其覆辙。

今天的日资银行表现出了与上世纪80年代上一轮海外扩张时不同的警觉性。他们表示这一次他们的做法不同以往，在海外市场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日资银行的理念是客户至上，并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为了放贷而放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在欧美银行业忙于冲销金融危机造成的不良资本和应对行业新规给资本带来的压力之际，日资银行已经日益成为欧美企业重要的信贷资金来源。如今，日资银行业在国际信贷市场的占有率已经回升至10%，为本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下一步，权衡三大问题

《当代金融家》：您对中国金融走出去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黄志凌：中国的金融业走出去，必须权衡几大问题。

第一，现阶段，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关键词是“跟随”,中资银行应跟随中国的企业走出去。目前，中资银行海外落地经营能力尚在建设中，对海外市场缺乏深度认识，无法准确提供当地市场所需产品和服务。因此，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应是现阶段中国金融走出去的主要着力点。

其实，外资银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启发。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策略定位清晰--以适应中国市场的本土化产品为主，主要服务其本国的客户。如在进入中国市场后，日资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基本依赖进驻中国的日资银行，这些日资银行的服务对象也基本锁定本国的跨国企业。

第二，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方式需要权衡。金融机构走出去，不仅可以到国外成立分支行，也可以考虑兼并、控股方法。布局方式各有特点，金融机构需权衡各方面因素做出选择。结合日资银行海外并购的教训，并购重组并非易事，必然面临文化隔阂。目前，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是中国金融走出去中的一笔“大交易”，而其他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重组，从交易规模而言，恐怕还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小打小闹”也是一种走出去的学习和实践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不需要进行大型的海外并购。从“小打小闹”中学习和积累经验，谨慎面对大型收购重组。金融机构在筹备大型收购时，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进行充分的研究论证，把各种并购方案综合考虑在内。

第三，地理区域布局必须权衡。金融走出去必须为国家的战略服务。举例而言，自18世纪至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走出去与其帝国战略紧密相连。在美国对其周边国家的控制中，金融控制的威力不可小觑，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中资银行海外机构主要布局在成熟的经济金融中心和发达国家市场，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容量较大，法律制度、市场规范较为完善。但是，在中国的国家战略版图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占据重要位置，中国与其贸易及投资额不断增长，不过，中国金融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小，需要把海外布局工作做适当调整，大幅提高在这些区域的覆盖面。

对走出去要达到“三个理解”

国际化大行的条线管理能力非常强，业务条线的设置不是以产品为中心而是以客户为中心。但当前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管理架构尚处于条块化管理阶段，条线管理的话语权很弱，要实现矩阵管理困难重重。

▲陈颖 中国银监会监管三部副主任

银行业走出去的成果、现状

《当代金融家》：过去几年，由于中资银行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海外布局正在提速。在新的历史时期，系统总结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情况，能够为业界了解这一领域的全貌提供参考，且之于寻找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下一步的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请您评价一下中国银行业走出去的成果、现状。

陈颖：过去几年，银监会非常关注大型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情况，以及走出去的战略评估和效率评估。总体而言，可以从六个方面透视大型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成果、现状。

一、发展特点。自中国银行1929年在伦敦设立第一家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算起，中资银行走出去已有近90年的历史。从发展阶段上看，这段波澜壮阔的国际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改革开放前），中资银行在主要目标市场国家设立单点式分支机构，组织形式上以分行为主，业务内容比较简单，主要发挥桥头堡作用。第二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到本世纪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资银行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适应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中资银行逐步在全球主要贸易中心的进行布局，并不断丰富自身的跨境金融服务产品。目标客户主要为开展国际贸易的大型国企及境外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跨国企业，产品以跨境贸易的融资、国际结算等为主。第三阶段（本世纪初至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资银行走出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注重从战略高度来布局自身的全球经营网络，也就是说进入了战略发展阶段。国有控股大型银行作为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主力，均已把国际化发展列入本行发展战略，注重自身境内外机构的业务联动，努力为客户提供全球整合金融服务。其产品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客户服务内容日益全面。可以说，中资大型银行在近几年特别是本轮金融改革中，在国际化方面已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在很多方面已基本达到与国际活跃银行同步的程度。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在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和全球活跃程度等五方面评估指标计算，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均已步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行列，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些年来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发展成效。

二、机构发展情况。近几年，以大型银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发展相对稳健，机构框架日益健全。中资大型银行实现了很多历史性的突破，海外机构布局不断完善，网点数量迅速增加，业务发展状况良好。从网点地理分布上看，部分银行已经能与全球化国际同行比肩。截至2014年末，大型银行海外机构网络覆盖50个国家，设立的境外一级机构150余家，各类分支机构总数超过1100家，覆盖了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其中，工行在海外4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38家分支机构；中行在海外3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628家分支机构。从业务发展上看，截至2014年末，大型银行境外分支机构总资产约1.4万亿美元，当年实现利润约130亿美元。机构不良率均保持在较低水平，除建行因收购巴西BIC银行导致境外贷款不良率较高之外，其他大型银行的境外贷款不良率均低于0.5%。从机构形式上看，既有自设的开展经营的子行、分行，也有仅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当地情况的代表处，还有通过并购而获得的附属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三、走出去的方式。发展初期，中资银行主要以自设经营性机构的形式在当地开展业务。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中资银行不仅通过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海外目标市场，还通过参股、并购等方法开辟走出去的路径。例如，工行2007年通过入股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间接将经营网络延伸到20个非洲国家；2010年和2012年，通过收购东亚银行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子行，直接获得在该两国开展对公和零售业务的银行牌照，并获得了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的6家分支机构以及位于美国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13家分支机构，基本覆盖了中国在北美投资的主要地区；建行2006年收购美银亚洲，快速搭建起在香港的业务平台；2014年收购巴西BIC银行则一举完成在巴西的战略布局，也为其未来在拉美地区进行机构扩展奠定了基础。

四、业务形式。目前，中资银行走出去的目标客户仍然主要是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以及与我国有密切业务往来关系的外资企业，业务形式仍以对公业务、跟随性的公司类贷款服务为主。但与此同时，新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零售业务已开始成为各银行自主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板块，投行业务也在起步之中，海外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泛。如工行2015年初对位于伦敦的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完成收购，可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大宗商品、衍生品等的交易服务；中行经过多年发展，海外零售业务渐成规模，已有十余家海外机构可以发行人民币和当地币种的借记卡。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在为走出去中资企业提供传统的贸易融资、贷款服务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债券发行、融资服务综合方案等投行服务。虽然新业务形式的发展还待观察评估，但其是中资银行海外业务多元化的重要尝试。目前，新业务形式已越来越被中资大型银行作为重要的海外市场业务条线，置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整体发展战略中。

五、客户范围。中资银行开始从跟随本国企业走出去并提供服务到逐步发展本土客户，进行本土化经营。特别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资银行在欧美、亚洲市场成功发展了不少当地全球500强企业客户，部分银行海外机构的服务已延伸至本地中小企业。按当前发展趋势，中资银行在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分支机构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跻身于当地主流银行之列。纵观各国大银行的国际化之路，应该说本土化已成为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大趋势。日资银行多年来曾几乎只为本国的跨国企业服务，但如今部分日资银行海外发展战略已发生变化，开始将境外优质客户作为营销重点，明确要积极争取本地企业中的优质客户。从大的趋势上看，中资银行与国际化大行的海外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做好对当地市场深耕的本土化工作。

六、对国内改革起到的触动和推动作用。国内监管部门在支持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同时，也从中资银行海外发展中获得新的启发。比如，此前国内由于缺乏市场退出机制，监管部门在机构准入方面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当中资银行走出去后，其将切身感受到国外监管部门在机构准入及退出方面的监管标准、监管实践等很多信息反馈给国内监管层，这些信息在帮助监管部门强化监管、推动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一步应继续深耕细作

《当代金融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走出国门的新生力量，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比如东道国不同的监管标准、公司治理模式和文化特性等都要求跨国发展的中资银行在一体化与差异化间寻求平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颖：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我们有必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客观研判和分析市场环境和发展进程，以更好地走好下一步的发展之路。在我看来，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目前还存在着以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文化和价值观存在差异。从内部看，员工拥有不同背景，也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沟通中产生文化摩擦较难避免。此外，中资银行的管理制度未必能够完全适应东道国行业特点，这容易影响在当地业务和管理的顺利开展。从外部看，中资银行还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户、监管、政府等市场主体，做好跨文化的沟通和整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挑战。这一挑战往往较内部问题更难解决。

其次，金融走出去的产品框架尚未建成。与当地主流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由于进入当地市场较晚，在当地的客户基础和经营实力有限，与走出去发展相适应的金融产品研发、整合协同等能力亟待提高。即使中资银行海外产品发展战略已形成，但也因缺乏相应的体系架构而难以在当地将其战略实现出来，从而不能很好地满足中资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难以实现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优质金融服务的目标。例如，华为在海外业务发展中需要银行提供现金管理服务，但中资银行目前的产品框架无法即满足其需求。

第三，人力资源储备不足。拥有一只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持续执行能力的人才队伍非常重要。但当前中国金融机构的人才国际化程度仍比较低，在中资银行走出去具体执行方面缺乏相应人才，特别是缺乏熟悉海外市场的人才。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雇员大致有以下三类构成：三分之一为本国外派员工，三分之一为留学后定居当地的华人，三分之一为当地人士。这样的人才结构尚不足以有效支撑其国际化发展。在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上，可以借鉴国际一流金融机构的做法。如招聘国际银行管理培训生或储备生，直接把人才定位为全球化，这是一种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国际化人才管理框架。不过，要培养起这样的人力资源梯队也比较困难：对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实施这种人才管理框架存在一定障碍，这也是中资银行走出去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

第四，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深耕细作能力有待加强。银行要想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必须不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一个好的银行组织架构则是基本保证。从全球化管理架构角度来看，国际化大行的条线管理能力非常强，业务条线的设置不是以产品为中心而是以客户为中心。但是当前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管理架构尚处于条块化管理阶段，条线管理的话语权很弱，要实现矩阵管理困难重重。

综上所言，可以说，中资银行走出去虽然有较好的开端，但仍面临较多问题需要解决，在增强全球服务能力的路上，我们需要经常审视和改进自己。

要达到“三个理解”

《当代金融家》：中国银行业走出去，可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金融服务，又可同享全球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实现自身实力快速提升。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银行业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银行业进行海外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对于中资银行走出去，您有何提醒或建议？

陈颖：走出去与银行的规模、内部管理框架、管理能力、对全球化的理解、发展战略规划等都密切相关，银行走出去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适合走出去。在我看来，走出去要达到“三个理解”：

第一，理解国家战略，走出去的目标要与国家的总体战略匹配。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战略定位，要服务于中国拓展外部经济空间、服务于企业走出去、服务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等。在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中资银行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将机构小发展与国家经济转型大发展结合起来。

第二，理解国际经济金融监管环境的变化。只有理解整体环境的变化情况，才能对走出去的内容、方式、规模等有更加清晰的规划。如今，中资大型银行的国际化程度尚比较低，但由于FSB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满足1%-2.5%的附加资本要求以及进一步的清偿力、流动性、风险管理、数据收集能力等“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入选银行面临更加严峻的发展环境。所以，中资银行要仔细分析所在市场的机会、收益以及付出的成本，适时调整，既要适应监管标准、对监管对改革的总体影响进行战略性思考，又要依据所在地监管政策变化调整业务发展方向。

第三，理解自身的特点和管理能力。首先，走出去是“一把手工程”，银行管理层在银行战略转型中的引导和决策作用非常重要。银行管理层必须具有专业素养、国际视野、前瞻思维，具备和国际银行业同类银行家对话的视野和能力，如此，在纷繁复杂、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才能做出更有利于银行未来发展的决策，为银行注入不同的观点、视角与理念，使银行更好地适应跨境经营。其次，要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队伍，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做正确的事情。大型中资银行通过“出国留学”提升国际化能力是一条必经之路，学习先进的国际经验非常必要。第三，要有持续的执行能力。银行的国际化策略不仅要有清晰目标，也要持续将该目标执行下去，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应按照银行总体规划筹划布局，分阶段确定重点发展区域，再集中资源实现主要市场业务突破。

中国金融国际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

中国金融已经进入世界金融的大循环之中，中国金融的国际进程令人瞩目，谁也不能忽视中国金融的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金融体系包括中心和外围两个层次，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中心地位，掌控话语权，中国正在接近但并未达到这个中心，尚无较大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在国际金融权力体系中，中国长期以来是比较低调的后来者。

▲吴富林 中国光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战略规划部总经理

《当代金融家》：中国金融走出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显然仍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以您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金融走出去，您如何看待其目前所处的阶段？

吴富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冷静看待中国金融走出去所达到的程度，对于下一步的方向、重点布局把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衡量当前中国金融走出去所处的阶段。

从宏观层面即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角度来看，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机制和有关组织（IMF、世界银行、亚行等）的作用明显增强，特别是以“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一系列大手笔谋划，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从宏观金融运作层面我们也看到，人民币跨境使用日益频繁，中国同多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海外存量达几万亿，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进展显著。可以说，中国金融已经进入世界金融的大循环之中，中国金融的国际进程令人瞩目，谁也不能忽视中国金融的存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金融体系包括中心和外围两个层次，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中心地位，掌控话语权，中国正在接近但并未达到这个中心，尚无较大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在国际金融权力体系中，中国长期以来是比较低调的后来者。

从微观层面即市场主体--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布局和业务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还并没有跻身于国际金融业的主流。而且，部分走出去的金融机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换个身份”在中国国内开展业务。因此，必须清醒看到，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体制融入、业务融入、文化融入、客户结构、业务结构等方面还存在相当距离。

《当代金融家》：在中国金融国际化这一课题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您认为应如何把控和推进？

吴富林：中国是金融大国，但目前还说不上是金融强国，中国金融走出去，肩负着助力中国成就大国之梦的重任。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的核心要素，可以说，国际上如何对待人民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们对中国金融的姿态。从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大国崛起中的历史趋势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应该采取怎样的节奏？纵观一些国家各有千秋的货币国际化历程可以给我们启示，美元国际化和日元国际化的正、反两方面教训值得我们关注。

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定了推动日元亚洲化、国际化的战略。然而，日本当时的国际地位和经济结构并不利于日元扮演关键货币的角色。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美元贬值，日元和马克同被打压，然而结果迥异。不同于日本的激进，德国低调务实，注重调整自身经济结构、重视实体经济、进行技术和产业改革，降低单位工资以减少经济成本并全力推动东西德统一和欧盟的升级，最终借助欧洲货币合作的成功将欧元推上国际舞台，马克凭借欧元金蝉脱壳。而日元过早地高调推进国际化的经济政治后果在近30年中显露无遗。

美元国际化的时机把握则值得借鉴。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史，从一战至二战前后，美元经历了“潜伏期”、“出笼期”、脱离黄金本位时期，美国逐步建立和强化了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在每个阶段的时机把握中，内含着诸多值得研究的战略与战术考虑。一战后，美国的黄金储备、GDP和工业产值远超英国，已经具备介入国际货币体系的实力，但当时的美国并未急于行动，而是“韬光养晦”，实行不参与政策和回避政策。在此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出现了美元集团、法郎集团、英镑集团等货币集团。直至二战末期，建立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形象绝对优势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举结束了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奠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而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美国来说其实不可不谓为一次重大战略策划--表面上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美国没有面子，而实际上，此举把美国从巨大的金融“条约责任”和兑现约束中解放了出来，美国在没有付出额外代价的情况下，不用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之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历程中，美元地位不是下降而是提高了；与此同时，卸掉了羁绊的美国金融当局也就更其撒野、更其任性了。

《当代金融家》：看来，类似于“中国如今已到了深度、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的一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吴富林：这是一个大判断，我们需要对很多问题进行清醒观察，仅就经济金融而言有许多因素要考虑。比如，第一，如何看待中国综合国力？从数据上看，中国GDP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全球第一、货物贸易世界第一，这些指标是否足以说明中国已具备足够的支撑货币国际化的实力？在我看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一旦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做乘法，就必然出现需求驱动和生产供给的爆发式增长，GDP靠前、外汇储备多等数量优势，但这个优势反过来被巨大的人口分母一除，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国在规模数量位居“第一第二”是正常的，如果不是倒要分析一下。要清醒判断中国的综合国力。第二，中国宏观调控能力如何？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同时意味着其他国家一定程度上的货币主权让渡，这对中国的宏观调控力提出很高要求。在这方面我们还需不断积累经验。第三，中国金融市场的承载力如何？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量，但我们的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只有几百亿美元，外汇市场的规模和产品容纳能力太小。中国债券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发债主体需通过不同渠道发债且采行不同的价格，等等。一个尚未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是难以承载本国货币国际化重任的。第四，应对人民币长期升值或升值预期压力的能力如何？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往往伴随着该国货币在较长时间内的升值或升值预期。举例而言，英镑作为国际货币时与黄金挂钩，币值是绑定的；美元的国际化进程，前期与黄金挂钩币值也是绑定的，后期对很多货币也处于高估状态，这适应了世界对美元币值的信任和需求。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可能面临中长期因人民币升值或者升值预期带来的外贸增长、经济发展及社会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中国目前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什么地位，从长周期看是不是已经跨越了贸易阶段而进入了金融阶段，正在减弱的人口数量优势是不是可以置之不顾了，等等问题，都关乎大的战略判断。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金融及人民币国际化既要抓住历史机遇，也要把握历史节奏，这是一件需要综合积累的长远战略和长期历史过程，等不得但也急不得。

▲1985年9月，美国与德日法英秘密签订了《广场协议》，美元贬值，日元和马克同被打压。图为1985年《广场协定》签订现场，站立讲话者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贝克（James A. Baker III），坐在其身后的是时任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

新的桥头堡就在那里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三步走”以引进国际资本为主线，并不断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作出相应调整，不仅取得规模的扩张,也实现了质的升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领域的金融机构都应把握机会，把中国资本市场作为走出去的延伸。如沪港通，它作为价值低洼的地方，具备投资价值，大量外资将通过这一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因此，金融机构可以把对这些外资机构的金融服务作为突破口，发挥综合牌照的服务能力，磨练全球经营能力，提升走出去的实力与品质。

▲聂庆平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董事长

人民币国际化 是必须抢占的桥头堡

《当代金融家》：据统计，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第九大交易货币，与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到174个，港澳台地区、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一新进展，以及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应如何较好地利用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

聂庆平：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将给中资金融机构带来重大战略机遇。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推动的外币、人民币双向资金池试点，可以使企业在全球范围高效归集、调配自己的资金。这不仅便利企业优化配置资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且为银行提供了重要的业务机会。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可以利用自身全球网络优势、专业素质优势和对华贸易投资的客户优势，积极参与跨境人民币结算、内保外贷和离岸金融等业务，形成与当地银行互补的差异化竞争局面。再具体举例来说，随着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中资银行可逐步提高本外币业务一体化的程度，着力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跨境贸易结算业务以及海外企业、居民人民币业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探索当地人民币贷款和贸易融资等业务。可以利用银团贷款方式，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统一授信及服务当地大型跨国企业，逐步培育自己的企业客户群，并稳步推进零售业务。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对跨境结算、项目贷款、并购贷款、担保增信、汇率风险规避、经营性贷款等综合性金融服务需求与日俱增。这是一片蓝海，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是必须抢占的桥头堡。

资本市场有机遇

《当代金融家》：谈到人民币国际化，不少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和资本项目开放结合在一起。就资本项目开放以及其与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关系，您有着怎样的观察？

聂庆平：从全球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选择将资本账户直接开放，如日本和韩国。所谓直接开放，即无需QFII机制，直接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本国资本市场开设账户，允许买卖股票。直接开放意味着对外汇无管制，而对账户有管制，即对外来投资者账户在本国市场买卖的股票设比例限制。如当时的日本和韩国，控制外资投资金融股和银行股的比例不能超过25%，这就是直接开放模式。

中国资本市场走的是一条有序的、稳健的渐进式开放之路。中国资本市场没有采取直接开放模式，而是走了一条间接开放之路。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与日韩等国家的区别，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取得的成就。

间接开放的第一步是海外上市。在香港回归前夕，中央政府提出“马照跑，舞照跳”，不仅稳定了香港的经济秩序，也吸引了大量内地企业选择到香港实现海外上市梦想。

间接开放的第二步是引入QFII制度，在有管制的资本流动下，实现了资本市场开放。境外机构投资者在获得QFII额度后，方能进入内地资本市场。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市场的经验表明，在货币未自由兑换时，QFII制度不失为一种通过资本市场稳健引进外资的方式。

间接开放的第三步是沪港通。沪港通的启动是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重大步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实现了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为海外资本直接进入内地提供了新的途径，资本自由流动获取捷径，为中国金融机构对接境外市场提供了重要契机。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三步走”以引进国际资本为主线，并不断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作出相应调整，不仅取得规模的扩张,也实现了质的升华。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领域的金融机构都应把握机会，把中国资本市场作为走出去的延伸。

资本市场是双向流动的，中国资本市场对各路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境外机构有旺盛的流向中国本土市场的金融服务需求。

开放的策略正在这里。如沪港通，它作为价值低洼的地方，具备投资价值，大量外资将通过这一渠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因此，金融机构可以把对这些外资机构的金融服务作为突破口，发挥综合牌照的服务能力，磨练全球经营能力，提升走出去的实力与品质。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当代金融家》：从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到2014年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建立丝路基金以提供强大资金支持，打造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落到实处。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在中国经济战略中的作用？

聂庆平：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包括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其本质是将外汇储备以另一种形式“走出去”。通过“一带一路”，能够有效形成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双边及多边金融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在区域范围内推动金融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对中国外汇储备发挥国际经济杠杆作用不可忽视。中国的外汇储备不仅要多，还要多元化，要发挥它在国际经济中的杠杆作用。而如何发挥作用，则要考虑中国所处的国际化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

第一，美国标榜的多边国际货币体系，其本质是单边体系，美元占有最大的主导权。因此，中国在其中很难发挥作用，应趋利避害，避免冲击旧有顽固体系，倡导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第二，发展宗旨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以推动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宗旨。这是一种制度改革导向的发展路径，而发展中国家政治透明度低、经济管制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发展模式加大了其资本市场的风险性。且近六七十年的实践亦表明，这一策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开展并不是很成功。

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与金融自由化的差别在于，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当地的劳动力、资源、资金等与全球市场的成功对接，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开放与改革，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中。在这一进程中，金融机构走出去应配合“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双边及多边金融合作关系而努力。

围绕“一带一路”布局海外市场

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关注的热点话题，丝路基金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储出资65亿美元。银行可以加大对丝路基金的重视，关注其运作进程，可围绕“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合理海外布局，成立多功能的服务团队，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做好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去主体的境外金融服务，实现自身的海外发展战略

​▲王春英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

《当代金融家》：外汇储备规模是推动中资银行走出去的动力之一，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需要大量外汇资金支持，而中资银行外汇资金来源充足则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条件。对于外汇储备与中资银行走出去，您有怎样的观察和理解？

王春英：外汇局于2012年6月成立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SAFE Co-Financing），负责创新外汇储备运用工作，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国家项目发展，这是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一种方式。另外，国家还通过成立一些投资公司支持中国金融机构逐渐发展壮大，或直接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如中央汇金公司在国有银行改革中即发挥了重大作用--2003年前后，一些国有银行处于实质性破产边缘，呆坏账比例较高，国家使用外汇储备通过汇金公司注资国有银行、支持国有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推动其实现上市，国有银行逐渐发展壮大，并进入世界大行之列。

尤其要提及的是近期的热点--丝路基金。丝路基金规模大、起点高、辐射范围广，对“一带一路”战略、多双边经贸投资合作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也给银行国际化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关注的热点话题，丝路基金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储出资65亿美元。据了解，丝路基金将以中长期股权投资为主，投资于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尤其重点支持国内高端技术和优质产能的“走出去”。银行可以加大对丝路基金的重视，关注其运作进程，可围绕“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合理海外布局，成立多功能的服务团队，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做好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去主体的境外金融服务，实现自身的海外发展战略。

《当代金融家》：多位业内专家认为，丝路基金将会优先部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将会逐步跟上。不过，跟着丝路基金走出去，同样会面临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对此您怎么看？

王春英：目前，中国在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资金（尤其是外汇储备支撑）、劳动力等多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彰显了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美好前景。通过外汇储备支持对外投资，帮助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对扩大中国出口市场、延续中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周小川行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外界可把丝路基金看做PE，但是比一般PE回收期限更长。我们不可忽视，中国海外投资一些项目以失败告终，往往是不熟悉国际规则、未对当地政治经济环境作出合理风险评估所致。所以，对于风险、收益，我们事先须做充分的调研和评估。应该意识到，对于国家外汇储备出资支持的走出去，因为资金的国家属性，所以各方面对其风险、收益情况会格外重视。

《当代金融家》：近年人民币国际化可谓硕果累累，但却依然任重道远，有观点认为资本项目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瓶颈”。您如何理解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王春英：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协调一致，二者应在相互促进中保持动态平衡。资本账户开放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的深化发展。如果资本项目持续不可兑换，则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空间受限。同时，必须控制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把握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程度，有效规避风险。在存在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单边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则必然使尚存的外汇管制效果更加大打折扣，甚至失效。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不能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的而忽视放弃资本管制的风险，应该重视这其中的逻辑顺序。

资本账户开放是国家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资本账户开放涉及人民银行、外汇局，更涉及发改委、商务部等等各部门之间的合作，需各部门相互协调、共同监管、有效衔接和有机互动。

《当代金融家》：对于走出去的中国金融机构，您有什么建议？

王春英：对于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希望不断“强身健体”，壮大服务能力，尽快融入当地金融环境中，尤其是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这是对走出去企业的强大支持。当然，也希望走出去的金融机构能够“反哺”国内金融市场，促进其快速发展和成熟。相较于欧美金融市场，我国金融市场目前还是较为薄弱，必须加快发展脚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当前这一点比较迫切。以中资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应通过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学习、磨练，将有益成果运用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从而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繁荣。如果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高，金融服务完善，那么更多的金融服务就无需在国际市场去寻求了。其实，相较于企业、金融机构走出去，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往往在对外开放、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中受关注不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2015年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现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就丝路基金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关注国际监管新风向

与以前相比，现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条件更有利，因为中国已经是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成员，中国深入参与了重大的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国内的监管规则积极借鉴了国际监管标准，中国银行业相比过去更熟悉监管规则和市场规则。

▲邵长毅 中国银监会国际部调研员

《当代金融家》：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启动了一系列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的金融监管改革，监管部门显著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2014年11月6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公布了新一期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国农业银行首次入选，加上此前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已有三家银行入选。面对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有观点认为，资本约束强化给中资银行国际化带来挑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邵长毅：中资银行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客观上是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确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国际标准，三家中资银行的业务规模、业务复杂度和系统关联性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相应地监管标准和监管强度也大大提高，是双刃剑。好的方面,三家中资银行可按照高的监管标准（例如附加的资本要求）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这些都有利于加强发展的后劲；在应对较高强度境内外监管当局的监管过程中也有利于强化风险意识和合规文化，有利于更稳健发展，有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合规成本会提高，特别是对于中资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虽然主要国家都总体遵循本轮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国际监管标准，但在具体实施和监管文化方面会有所不同。通常说的，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有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知名度，对此我不反对，但是由此带来的财务节约不可夸大，中资银行的发展包括国际化必须建立在扎实工作的基础上。

我认为与以前相比，现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条件更有利，因为中国已经是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成员，中国深入参与了重大的金融监管改革和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国内的监管规则积极借鉴了国际监管标准，中国银行业相比过去更熟悉监管规则和市场规则。

《当代金融家》：银监会国际部作为与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双边和区域的监管组织的联系和沟通合作部门，其日常工作对中资银行的海外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能否与我们谈谈银监会国际部在中资银行走出去方面的工作？

邵长毅：我在银监会国际部工作，亲身体会到银监会国际部作为与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双边和区域的监管组织的联系和沟通合作部门，与银监会其他部门以及银监会外的其他部门一起，对中资银行走出去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是与积极推动与境外监管当局签定监管谅解备忘录，开展有效合作。这是商业银行走出去的前提。在双方监管当局之间有监管谅解备忘录的条件下，信息交换更为通畅和有保证，双方监管当局可对拟设立的分支机构有效及时交换意见。二是推进双边监管当局的磋商。双边监管当局经常性开展磋商，有利于了解双方金融市场和银行业经营的整体环境，分析具体的监管政策，积极提示风险，沟通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意见，解疑释惑。三是参与国际监管规则制定，充分反映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情况，推动境外监管当局在具体执行监管政策方面保持一定灵活性。

《当代金融家》：您对中资银行下一步走出去有何建议？

邵长毅：首先，建议中资银行关注境外监管动向。全球统一监管形势日益严峻，各国银行监管强化也成为一种趋势，比如美国、英国即相继推出外资银行监管新规则。银行应重视这种监管新形势给其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和运营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加大向合规和风险管理领域的投资，满足境外监管机构和市场预期。三是控制好成本，通过更好的决策和风险管理、定价及产品和服务来实现自身发展。四是高度重视人才的培养。

“攘外必先安内”

中资银行在治理结构、内部管理、业务水平、风险控制等各方面，要继续自我提高和完善。对中资银行而言，走出去是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过程，只有自身机能强大，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金融家》：关于中资银行走出去，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最值得关注？有哪些工作亟待去做？

吴庆：我认为以下工作非常重要：

一是加强银行业“走出去”的顶层设计。要研究新形势下推进银行业“走出去”的总体政策框架，鼓励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实力确立合理的“走出去”战略，防止海外无序发展。当前，国家层面的全球化战略思维尚未建构，从国家整体到金融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仍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事实上，中资银行走出去，既要考虑规则问题，也要考虑银行的战略规划。作为金融机构，不仅要借力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有自身的全球化战略，也需要有更高层的国家全球化战略理念,而如果缺乏这样的战略理念，走出去无异于盲人摸象。

二是中资银行在治理结构、内部管理、业务水平、风险控制等各方面，要继续自我提高和完善。对中资银行而言，走出去是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过程，只有自身机能强大，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中资银行走出去应研究先行，把步子迈得“又好又稳”。在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中，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是一个典型。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就开展“两洋铁路”合作的讲话，“两洋铁路”开始从理论构想变成国家战略决策。而在此之前，国开行已对两洋铁路持续进行了多年研究，材料丰富、准备充分，得到了积极响应。在中美合作的哥斯达黎加经济开发区项目上，国开行的表现也十分抢眼。国开行接受哥斯达黎加委托，进行项目研究，在园区规划、制度建立、选址等方面做了全面且详尽的研究，对中哥达成一致、签署合作协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就“安内”而言，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别，中资银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监管方面的诸多困惑，很多方面难以适应海外金融市场的做法，因此，下一步还需要我们国内监管层继续努力。

《当代金融家》：您认为中资银行走出去目前应抓住哪些机遇？

吴庆：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跨境流动频率和规模逐步增加。未来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放开、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将形成一个以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和交易货币的，面向全球，高度开放的在岸国际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将与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中资银行作为国内金融体系的主体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最为广阔的客户基础、机构网络和人民币资产等，具备参与这一国际金融市场的先天优势，可以借此契机，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经营能力。对中资银行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银行拓展海外市场，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吸收大量海外人民币存款，并带动跨境人民币结算、清算、海外人民币兑换、存款、贷款、资金等各项海外人民币业务发展。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两者相互促进。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存在一些问题需持续研究。比如，按照现行制度，某个国家或地区若想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必须在当地设有落地的中资银行进行货币清算。这项制度具有双面性，一方面，通过该项制度，中资银行不仅能够跟随跨国企业走出去，还能够跟随人民币走出去。另一方面，囿于该制度，当地没有中资银行分支机构的国家和地区缺乏结算通道，从而被阻隔在离岸人民币的大门之外。此外，互联网时代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机遇。从技术角度来讲，并非只有中资金融机构才能从事清算货币业务，目前的发展也表明清算体系正面临着变化。未来，清算体系或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是极佳机遇。一旦清算体系不限于中资银行，人民币就能够进入很多远超中央银行所在地和中资银行能够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机遇。

“摸着石头过河”

中资企业走出去从弱到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愈加旺盛。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归国后，对谈论海外业务发展和国内金融机构间如何合作与发展等话题兴趣盎然，这是中资银行国际化成果的鲜活表现。

▲王承远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戴兵  中国光大银行工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光大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

从“小米加步枪”到“高端装备”

《当代金融家》：近日，工行就收购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60％股权，与南非标准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交割程序，首次通过并购国际银行实现交易业务的全球化。事实上，工行走出去的步伐、速度一直令业界瞩目。您如何看待这一走出去的过程？

王承远：银行是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的，企业“走出去”了，银行也要“走出去”。进军国际市场，工行经历了从“小米加步枪”到“高端装备”的发展过程。从1992年设立第一家境外机构--新加坡代表处起步，工行正式启动跟随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随着境外机构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工行的全球服务网络现已基本建成。如今，工行已覆盖40余个国家和地区，设有400余家分支机构，形成牌照完备、运营高效、服务优良的全球网络，并通过持有南非标准银行集团20%股权实现了战略布局非洲大陆。

这期间，工行抓住两次“危”中之“机”，实现了海外机构建设的跨越式发展。2000年前，工行把握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有利时机，以自主申设机构为主，进入韩国、日本等周边市场和德国、卢森堡等欧洲市场。2000～2006年，工行在申设机构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并购，先后对港资银行和欧资银行进行并购整合，开创中资银行境外资本运作的先河。2006年以来，工行依托股改上市后日益增强的整体实力，稳妥地实施自主申设与战略并购并举策略，实现外机构布局的大跨越。自股改上市以来，工行国际化战略在国内银行业中堪称最为大胆--甚至有同业称之为“激进”。

下一步，工行国际业务方面将着重推进差异化、集约化和便利化建设。2013年，工行在一行一策差异化管理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境外机构市场定位与业务规划，把境外机构分成核心市场、重要市场、关注市场、节点市场，实行分类管理和动态调整，力图将国际化发展的重点和资源集中于核心或重要的市场与业务。

《当代金融家》：您从事金融工作二十余年，先后服务于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国光大银行，具有丰富的银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您有着怎样的观察？

戴兵：我最初在中国银行从事支付结算等相关业务。当时，唯有中国银行一家银行被批准设立海外机构，并只能从事专业外汇业务。这一情况改变于1983年金融体制改革后，中国银行海外机构才被逐步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受限于中国的对外贸易量，当时从事的人民币业务也仅限于侨汇业务。

近十几年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进程提速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日益扩大，中国银行 业“走出去”的也越来越多，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是走出去主体的多元化，不仅仅是过去的国有五大行，还会有更多银行走出去；二是业务的多元化， 包括批发银行业务、贸易融资、外汇交易、私募融资、金融租赁、个人金融服务和投行业务等多样化的业务；三是区域的多元化，由发达经济体市场逐渐向新兴经济体市场拓展；四是方式的多元化，可以通过开设分行、设立子行和收购兼并等多种途径进入海外市场。

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归国后，对谈论海外业务发展和国内金融机构间如何合作与发展等话题兴趣盎然，这是中资银行国际化成果的鲜活表现。

路漫漫其修远

《当代金融家》：尽管中资银行在走出去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有观点认为，已走出去的中资银行距离国际一流银行的标准尚有一段距离。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王承远：中资银行走出去还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首先，业务领域整合尚有欠缺。对于具有国际化野心的银行来说，传统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等业务领域的整合十分重要。而目前中资银行走出去，主要从事的还是传统业务，其他业务领域发展薄弱，且各业务间缺乏整合。

其次，必须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举例而言，目前，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将RQFII拓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RQFII机制，中国在全球十个国家和地区投入8700亿资产：香港2700亿，台湾1000亿，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各800亿，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各500亿，卡塔尔300亿。通过该项投资，这些国家和地区以人民币的形式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回流机制。就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的发展，我们希望无需人民币回流机制，而是直接在在海外市场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因此，中资银行在走出去时，不仅要协助政府的具体工作，还要争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直接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清算等业务操作，努力让人民币在当地生根开花，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当代金融家》：您对中国金融走出去的现状有哪些看法？

戴兵：中国银行业进军海外是业务拓展的需要，可以在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和支持的同时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例如，虽然金融的长期战略研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世界布局大有裨益，但是我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缺少对金融走出去的设计规划，缺乏对中国金 融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囿于顶层设计的缺乏，金融机构的行动只能从自身角度来衡量，就有可能欠缺长远眼光和大局意识。此外，银行业“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落后于实体企业。一个简单的数据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国家超过了150个，但是目前中资银行还仅在5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

我认为在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下，中资银行走出去仍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不断进行前沿研究、主动应对市场需求、积极跟随市场脚步。一是中资银行海外经营策略应逐步由“以跟随为主”转变为“跟随”和“落地”并重，不仅“跟出去”,还要真正的“走出去”；二是要有“取”有“舍”，并不是所有业务、区域都要去，也不能以设立多少个机构作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三是要加快创新的步伐，要改变过去在国内更多依赖传统业务（如息差）的盈利模式，要更多依靠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去赢得市场；四是要更加关注风险，除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还需要关注政策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五是要加快人才培养，海外银行业务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不仅仅是银行业务，还要能通过语言和文化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