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一带一路”上的大国关系 “以大事小”不可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们的对外合作的取向可归纳“以小事大”，即注重搞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大国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我们的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又说有的人理解就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个方面开放。小平同志从大格局的思路批评了这种片面的看法。眼里只有西方自然有一叶障目之虞。不过小平同志也把西方列在三个方面的第一位。他说“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代表中国参加复关和入世谈判的龙永图先生说得更加直接，“中美关系好了，一好百好”。从相对弱势一方来看，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这段时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是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市场。所谓“两头在外”，实则“两头在西”，容不得中国不韬光养晦、以小事大，努力释放善意，竭力维护好中美关系。

中国在错失近代工业化、电气化的列车以后，终于搭乘上了全球化的快车。现在，以每年创造的经济价值总量来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虽然从人均水平看，中国与西方还有较大差距，但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市场、投资乃至货币的不对称依赖状态来看，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而为大国的特征日趋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期待或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但是，与三十多年积累的“以小事大”的经验相比，我们对如何“以大事小”已经有些陌生。一方面，中国希望能扮演更积极和建设性的角色，为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也担心落入“国际责任陷阱”，被迫承担超出中国国家能力的责任，造成国力的过度损耗。如何处理正确地“以大事小”，成为中国亟须掌握的“技术活儿”。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历史上的中国的确是拥有悠久的“事小”经验的，也早已发展出了比较丰富的“工具箱”。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更有必要重温“以大事小”的操作技术。

商朝末期，周文王（那个时候还叫西伯侯姬昌）的时候，虞国和芮国因为交界处的一块领土的归属发生了纷争。双方决定去西岐找姬昌说理，请他来为争议领土的归属做裁决。两国国君结伴而行，进入周的国境后，发现所遇到的国人的面貌焕然一新。耕田的人相互礼让，田块与田块之间留足了田埂；在狭窄的道路上相遇，人们总是互相谦让。进入周的都城，看到城内秩序井然，男人与女人分别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头发斑白的老人也生活安逸、不需要扶助，不同级别的官员举止得体、相互执以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礼仪。虞芮两国的国君见了周国的情况非常惭愧，反省说“我们真是小人，不配踏入君子的朝廷”。于是连仲裁人姬昌也没见就离开了周境。原本相互争夺的那块土地，也成为双方都不占用的缓冲区。

虞芮两国在出现纷争的时候能够首先想到请姬昌主持公道，这是因为姬昌已经在各国之间形成了处事方正持平的声誉。这种通过主持公道的方式来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对提供者来说直接的成本微乎其微，但在取得国际认同、获得国际权力方面的收益非常大。从实际效果来看，姬昌长期积累的声誉，为后来周武王伐纣时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奠定了基础。

魅力型“以大事小”，对大国本身的条件具有较高的要求。首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比别的国家更高，能让别的国家羡慕。其次，这个国家要长期坚持一种公正可靠的态度，从而不断积累其他国家对它的信任。再次，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要具备较高的权威，调解的结果能够被涉事各方，以及其他“观众”国家认可。最后，这个国家还要秉持一种非孤立主义的态度，愿意为国际事务承担责任。

尽管调解纠纷本身的直接成本并不大，但要具备前述条件所需的资源积累与相关投入却非常巨大。就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而言，魅力型“以大事小”可能是中国长期努力的目标，但还远非现实。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严苛的条件。虽尚未至，心向往之。中国在国际社会一贯坚持公道的立场，已经为之赢得了“彼此之间可能是相互对立的各方都以中国为友邦”的局面。这为未来“魅力攻势”的展开奠定了良好但尚显微薄的基础。

周朝到周平王的时候，天子被蛮夷打得迁了都，颜面与权威双双扫地，再也无力控制诸侯国。周平王为了平息在朝廷为卿士的郑庄公的不满，竟然将太子姬狐送到郑国充当人质（同时郑庄公也以公子忽遣周作人质，总算给天家留下一点颜面）。向来只有中央朝廷向地方诸侯索要质子、以便控制后者，现在天子竟然要以太子为质以取得臣下的信任。这是强弱异位、大小颠倒的结果。

大国向小国收取质子，是为了增加强制的力量与手段，迫使小国输诚。小国派遣质子，则相当于提供了一种争取信任的保证金，“将自身利益攸关之事，置于大国背信弃义的风险之中”，展现了一种对大国的实质上的信任（尽管主观上小国未必高兴）。

质子是大国与小国信任度不够时，保证合作能够继续开展的一种有效的办法。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人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但中国的发展没有遭受到来自美国的重大阻碍，甚至在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还与美国有良好的合作并受益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向美国输送了“质子”。其一是英语。大规模启动英语教育和在全社会普及英语，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拥抱英语世界的决心。其二是美元储备。中国将辛苦生产和出口换回的美元绝大多数换成美元资产回流美国，这些储备成为掌控在美国手中的重要“质子”，使美国更加相信中国对其所掌控的国际体系并无颠覆之意。

某些次区域的信任不足同样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障碍，此时让当事国向国际社会做出必要的可置信的承诺，也是应有之义。否则没有人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向这些地方投资，这其实也不符合当地人民的利益。虽然看似受到了强制，实则“捆绑双手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曾反复阐释的道理。

汉初，高祖率兵亲征匈奴，被围困在白登山。手下谋士陈平献计说动单于夫人（阏氏）向单于吹枕头风，放走了汉高祖。一种说法是陈平派人送了一名美女给阏氏说，我们汉地的漂亮姑娘非常多，如果您不劝说单于放了我主，我便派人给单于送去多多的小姑娘，这样阏氏您的地位可就不保了。如果传言可信，阏氏可算是被陈平这厮坑得好苦。高祖回国后，很快接受了谋士娄敬的意见，把宗室女子送给单于和亲。娄敬是这么劝说的：皇帝把女儿送给单于做夫人，您就是单于的岳父，说不定以后的小单于就是您的外孙。天下哪有女婿打丈人、外孙打姥爷的道理。客观地说，和亲政策的效果不错。汉武帝重击匈奴之后，后者不再敢以要挟的方式，而是以恳求的方式来寻求和亲。

和亲是一种羁縻小国的方式。和亲时往往带去大量的铁器、书籍、茶叶乃至工匠等。通过和亲的公主还可以获取小国的情报，影响小国的政策、行为、生活方式乃至治理模式。通过和亲，让小国不对大国产生敌意，并且在许多方面产生更深的不对称依赖。

羁縻型“以大事小”的大国一般也具备一些特征。首先，大国的文明程度比小国更高，对小国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大国的力量尚不足以让后者产生畏惧，不能以强制力来让后者屈服，或者说强制的方式对大国来说太“昂贵”。第三，羁縻的方式能够对小国产生影响，让其对通行的规则、制度产生一定的认同，对大国的管理模式、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学习或模仿的欲望。

作为原型的和亲在现代社会早已不合时宜，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仍可经创造性转换，发挥重要的作用。现代化的羁縻型“以大事小”，其核心即技术援助。也即向小国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智力、技能、咨询、资料、工艺和培训等方面提供资助等各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改善小国的治理水平，提升其对大国的亲善程度。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这种方式有望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

明成祖篡位之初，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急着向海外派出招贡团（在各国看来其实就是招商团），招徕各国前来朝贡，登基之后曾经在3个月内向南洋等地派了8次。对朝贡的国家，明成祖非常慷慨。不仅豁免税收，给予多倍的价值补偿，还对国王回赐丰厚的礼物。以至朝鲜国王看到礼物之后大惊失色，询问使者，“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在成祖重赏招徕之下，出现番王来朝的盛况，东南亚四国国王联袂朝见天朝皇帝。但超值购买的事情，好比公司搞“促销”，短期内可以做做，起到博取“眼球”的效应。但长期这么“烧钱”，就缺乏财政可持续性了。后来明朝成祖一系的合法性已经确定，在朝贡贸易上也就逐渐回归定贡期、定贡道、定贡物的制度化轨道上，虽然还是厚往薄来，但力度有所缩小，不至于让天朝府库捉襟见肘。

厚往薄来是一种收买型的“以大事小”。通过利益让渡来换取小国的支持。但这种关系比较脆弱，一旦厚薄有变，反倒容易引起怨怼。明朝削减对日本的回赐及朝贡贸易的对价之后，日本人先是赖着不肯走，说这样回去肯定会被上司砍头，继而甚至以放任倭寇相威胁。

上升期的国家容易采取收买型的策略来急于证明自己。为了把“新灶”催“热”，一开始撒一点钱也无可厚非。但有两个前提，一是要量力而为，不能“不计成本”。二是最终要达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不能一直是自己在那里烧冷灶，别的国家则袖手旁观。

“以大事小”的具体形式很多，并非简单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可一言尽道之（即便是仁，也有君子之仁、妇人之仁等种种）。也不可机械地照搬某一种“以大事小”的方式来处理“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只能是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综合择取某些方式的长处、避免或减少其短处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