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权力

▲近代以来，所谓葡萄牙周期、西班牙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以至可能还延续至今的美国周期，无非是新霸主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手段取代老霸主的新陈代谢过程。图为1886年英帝国版图，其中用深色标记了英国属地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为大国之间的竞争立宪，从规则上排除那些可能导致集体毁灭的竞争方式，从而将竞争的结果导向增进效率、创造和平红利与共同繁荣的路径上来。

大国为权力而竞争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长盛不衰的老话题。国际社会被假定为一个权力分布不均的等级体系，大国盘踞权力结构的高位、驱策小国为之服务，而超级大国垄断着权力的顶点、威福自专。

每一个有潜力的大国都希望攀登权力顶峰，一旦自以为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就向“老大”摊牌，迫其退位让贤。前“老大”掂量之下，自觉不敌，则实行“禅让”，退居“臣位”，实现了和平的权力转移。更常见的情况是，原“老大”早有察觉，新旧“老大”各拉一帮人马，政治攻讦、经济对抗，直至兵戎相见。最后胜者为王，开启新一轮霸权周期。近代以来，所谓葡萄牙周期、西班牙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以至可能还延续至今的美国周期，概莫能外，无非是新霸主通过和平或战争（大多数是战争）的手段取代老霸主的新陈代谢过程。

一些人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下来，认为现在又到了周期更迭的关键期，中国这个潜在竞争者要与现在的霸权国美国争夺国际权力了。君不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力推份额改革因美国的延宕未竞全功后，中国又带头创设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构，偏偏还得到了包括美国主要盟友在内许多国家的支持。这不正是要“另起炉灶”唱对台戏吗？

中国的这些举措集中出台的时间似乎也值得玩味。2014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立；同年10月，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年或3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2014年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性被当时的人所低估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超过了美国。

IMF于2014年10月7日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显示，按照PPP计算中国2014年经济规模约为17.6万亿美元，而美国仅为17.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按此口径中国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872年美国按PPP计算的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以来，这还是一个半世纪中首次有国家反超美国。

此前被视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苏联和日本，在其鼎盛时期的经济规模与美国也存在较大差距，更别说反超美国了。根据麦迪逊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计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美欧刚从大危机冲击下恢复，同期苏联凭借社会主义体制优势、抓住机遇期（通俗地说，就是趁着资本主义危机下西方国家机械设备大甩卖之际，廉价购得了相当数量的先进生产资料和技术）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按PPP计算的苏联GDP占美国的比重也只在1938年达到了50.69%的峰值（其他年份都没超过50%）；美苏争霸最激烈的1970年代，苏联GDP占美国的比重最高也只达到44.40%（时为1975年）。

西方国家中长期列第二的日本，因为苏联的崩溃还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的差距也比一般人印象之中要大得多。进入1980年代后，“日本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曾写作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书，风靡一时】的观念开始流行，一股“已经不需要向欧美学习”的乐观风气弥漫整个日本经济界。尽管如此，从按PPP计算的GDP占美国比重来看，那个时期里日本最高的年份1991年也只有41.42%，其后很快就因为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陷入长期停滞。

中国在这样一个“超越美国”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年份，提出了被一些人认为对全球规则或秩序带有冲击性乃至颠覆性的新的制度和组织架构，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向美国争夺全球权力的“司马昭之心”？

且慢。以上分析还存在事实上和逻辑上的严重漏洞，不能被“增长欣快症”蒙蔽了理性。

研究表明，用PPP计算的GDP来衡量国家实力（以及可以通过实力的运用而谋取的权力）理由并不充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M. Scissors），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克林顿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等都对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可归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一轮购买力平价比较标准下，中国的GDP规模比旧标准下扩大了21%，这是不同标准所导致的增加，与中国经济增长无关。

第二，PPP是用来衡量个人收入的，更多考虑了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宜用作国际比较。

第三，PPP用于衡量购买力，不宜衡量经济体量。GDP包括私人和政府消费、投资与贸易，而购买力平价调整的只是其中的私人消费数据，用购买力平价计算GDP其他分项并不合适。

第四，GDP是一个衡量当年产出的流量概念，不适于衡量经济规模，更合适的指标是国民财富。

实际上，史剑道援引瑞士信贷银行的估算数据指出，2013年年中，中国的私人财富总额为22万亿美元，而美国为72万亿美元，虽然私人财富这个指标并不全面，但两者之间高达50万亿美元的差距使得“中国超越美国”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他还进一步指出，根据美联储的估算，2013年底，美国私人财富总额为80万亿美元，扣除公共债务后，美国财富总额约为65万亿美元至70万亿美元。而中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也负债累累，其净财富很难估算，应该不超过10万亿美元。如此计算，中国财富总额为30万亿美元至35万亿美元，比美国少35万亿美元。弗兰克尔则提出，要衡量中国经济规模或经济实力时，更应当回答的是以下这些问题。

一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有多大。

二是从全球金融市场的角度看，人民币能否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

三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多边机构的角度看，中国能贡献多少资金并获取多大的投票权。

四是从那些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军队能够购买到多少武器装备，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中美之间的真实差距，中国官方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按PPP计算GDP规模超美国的消息传出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国际场合有针对性地表示，在经济增长质量上中国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他还强调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更是直言，对于中国GDP超过美国的说法国家统计局是不认同的。统计局也参加了联合国委托世界银行从2011年开始的新一轮购买力平价比较工作，但认为新一轮购买力平价折算方法低估了中国的物价水平，由此高估了PPP计算的中国GDP的规模。统计局负责人还强调，尽管经济总量有所扩大，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人均GDP水平还非常低，仍将长期维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中国实力赶美国还差得很远，中国为什么要急于跳出来颠覆或挑战“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中国不担心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而“枪打出头鸟”？诚然美国没有以创始成员的身份参与亚投行等机构，但其国内已经有“失策”的评价，声音还不小；再则，美国对亚投行的官方表态也并非一味反对，美国所掌控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还表达了合作的良好意愿。有人说这是中国对美国成功实施了长达百年的“战略欺骗”计划，使得美国不针对中国实施打击。但是，短时间欺骗所有人，或长期欺骗一个人，的确有可能。要以百年之久欺骗所有美国人，这如果不是神话，就是对美利坚民族的侮辱。

实际上，相比于几个世纪以前的霸权周期转换时代，当前国际权力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谓国际权力，即一国影响其他国家或国际行为体的能力，大致可分为霸权国主动为之的硬权力和非霸权国主动为之的软权力（非霸权国主动认同霸权国而产生的影响）。从霸权国一方来看，其影响力的实现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利诱，二是通过强制。换言之，霸权国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影响其他国家。这些公共产品有的是利益，可称为公益产品（public goods）；有的是威胁，可称为公害产品（public bads）。在几个世纪以前，霸权国的权力相当部分或主要是通过提供公害产品来实现的，比如掠夺殖民地的资源、原材料，通过倾销来抢占殖民地的市场攫取财富等等。通过公害产品来行使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这意味着一旦形成足以威慑的武力，并不需要真实消耗这些力量，就可以达到强制与剥削的目的。

当今世界，通过强制来实现影响的空间要小得多。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让大国之间的竞争面临更严格的约束。霸权国更多是通过提供公益产品来获得支持与赞同。在这个领域的“权力”竞争，集中表现为竞相向国际社会提供公益产品。例如，在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之后，日本也提出了计划设立1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但是，通过公益产品行使影响力的边际成本要比公害产品高得多。公益产品是消耗性的，持续提供公益产品以保持“权力”，需要耗用大量的国内资源，这可能对国内民众的福利构成严重的挤压。因此，公益产品提供天然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不可能无限度地追求和行使向国际社会提供公益产品而获得的“权力”。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现在看来很难直接全额由财政拨付，能推进到何种程度还很难说。但无论如何，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对国际社会总是好事。

总的来说，强权政治的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强权政治的逻辑正在逐渐得到约束。权力性质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权力转移的斗争性，因为权力来源已经很大意义上转向了履行国际责任。无论对美国、对中国还是对其他国家而言，一个稳定而繁荣的国际秩序都是合意的公益产品，为此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都值得鼓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种激烈的对抗性的暴力对决就绝无可能。国民情绪的管理失当完全有可能让事态超出决策者的预期，战略狐疑前提下的彼此猜忌也可能夸大正常竞争的敌意或对抗性，造成严重的后果。在一个世界政府缺席的世界里，更需要主要国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来强化和平秩序的稳定性。因此，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试图为大国之间的竞争（包括公共产品提供的竞争）立宪，从规则上排除那些可能导致集体毁灭的竞争方式，从而将竞争的结果导向增进效率、创造和平红利与共同繁荣的路径上来，实现“竞争性共荣”（competitive co-prosperity）。

国际竞争到了告别“权力”的时候，基于“责任”的竞争将为人类指引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当代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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