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唐朝学"国际人才战略"

　

　　只要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作面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当代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的国际人才体系，积极调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智力资源。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设想，内促全面改革开放之升级，外推世界经济新秩序之创设；立意之高，着眼于古老文明的群体性复兴，思虑之详，广涉沿途国家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人心的联通。这一利在当代、泽及后世的功业，也必待成千上万的杰出人才共襄盛举，方有望克尽全功。

　　详言之，筹建亚投行的备忘录已经签署，400亿美元初始规模的丝路基金计划也已公诸于世，此前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决定落户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之下，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国际机制或组织会在中国设立总部。这些机构显然不能只由中国人自己来任职。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培养、遴选和吸纳与这些组织目标相符，并且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容的高端人才，是中国作为全球治理新主场而获得成功的关键。

　　除此之外，一些中国倡导的跨区域大合作计划，不仅需要中国自身的投入，还需要中国在全球及区域的合作伙伴能够充分理解并大力支持。通过各种短期或中长期的研修项目，帮助这些伙伴国的精英理解、接受和认同这些计划（附带地也更加认同中国和中华文化），对这些计划的顺利实施，以及中国全球发展伙伴网络的建设，都将有持久的助益。
 

　　在罗致、培养和使用全球高级人才方面，美国是一个榜样。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要国际机构设在美国，这为美国人巧妙地把持这些机构的重要职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例如，世界银行行长按照惯例一定由美国人担任，但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又能够放心任用少数族裔者（现任行长金墉即为韩裔美国人）在这些岗位上为美国的利益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又缓解了各方的质疑。又如，截至2013年上半年，在联合国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美国人多达48人，比人数列第二的英国（19人）多了一倍以上，比中国（11人）的4倍还多。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学术机构为全球培养了大量人才，这些人才在其本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美国的理念和政策也通过这些人才的活动影响着世界。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拉美的“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20世纪5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在访问智利时提出设立一个专门项目，由芝加哥大学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规范来训练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这个项目得到福特基金的支持。从1956年起，每年有40～50名拉美留学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占该校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后纷纷返回国内，相当部分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当年的芝加哥小子终于成为皮诺切特政府经济改革的核心，他们所奉行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与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教诲如出一辙。

　　类似的具有长期战略耐心的项目并非个例，只是未必有“芝加哥小子”这样的名气而已，就实际影响力来说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执掌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之牛耳的实权人物，多出自麻省理工学院（MIT）。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前行长默文o金恩与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20世纪80年代初是MIT的同事，两人办公室比邻而设。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与伯南克都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MIT拿到博士学位，斯坦利o费希尔是他们共同的老师。后者2005年受邀加入以色列国籍并成为以色列央行行长，又于2014年成为美联储副主席。与德拉吉和伯南克大致同期在MIT博士毕业的还有曾任希腊过渡政府总理和央行行长、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卢卡斯o帕帕季莫斯（Lucas D. Papademos）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曾任奥巴马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o罗默（Christina Romer），前美联储副主席艾伦o布林德（Alan Blinde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o萨默斯，以及智利央行前行长何塞o德o格雷戈里奥（Jose de Gregorio）都曾求学于此。其他曾混迹于MIT的货币政策制定者还包括塞浦路斯央行前行长欧菲尼德斯（Athanasios Orphanides）、印度央行行长拉詹（Raghuram Rajan）及其前任苏巴拉奥（Duvvuri Subbarao），金恩的副手、英国央行副行长毕恩（Charlie Bean）等。这样的人际网络，几乎足以应对全球金融的所有重大问题。当冲击来临，可能只需老师同学之间的几个电话就能够发起不为人知的集体行动，就能够让本集团自安于其他国家或机构的普遍沦陷之外。其他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等，也为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官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培训。

▲截至2013年上半年，在联合国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美国人多达48人，比中国（11人）的4倍还多。图为联合国总部
 

　　客观地说，这些看似具有战略抱负的项目并非（至少并非全部）源自政府的苦心孤诣，相当程度上是一国综合国力在“道路自信”衬托下的自然外溢。但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国际人才的培养、流动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之门。回顾中国自己的历史，在那些辉煌的世界帝国时期，我们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这一视角来看，学习美国多少有些“礼失求诸野”的况味。不妨从唐朝的一些个案来具体看当时的“国际人才战略”。

　　公元754年春夏间，李白在扬州听到一位朋友在海上遇难的事，写下了“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的诗句。他的这位朋友是日本人，唐名晁衡，原名阿倍朝臣仲麻吕，通称阿倍仲麻吕。

　　晁衡出生于日本国奈良的贵族家庭，父亲做过中务大辅（大致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公元716年，年仅19岁的阿倍仲麻吕乘坐由557人组成的第八次遣唐船，成为一名遣唐留学生。他的同学中有后来担任右大臣（大致相当于常务副总理）的吉备真备。

　　到达西安（时称长安）后，晁衡进入国子监（大致相当于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就读，毕业后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中进士）并被任命为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储君图书馆的副科级干部），负责辅佐储君研习学问。34岁时转任门下省左补阙（国务院办公厅副处级官员），负责讽谏、扈从等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晁衡与皇帝有较多的接触，学识得到皇帝赏识，官职也不断提升。

　　在唐期间，晁衡与李白、王维等名士广泛交往，结下深厚情谊。晁衡56岁时，吉备真备作为遣唐副使再度来华，老朋友相聚增加了晁衡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决定随使团返国。皇帝感念他仕唐几十年的功勋，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临行前时任尚书右丞（副总理助理）的王维写了送别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给他。回国途中，船队遇到风暴被冲散，在他帮助下同行的鉴真和尚的船到了日本，晁衡的船却下落不明。消息传回唐朝，李白写下了前面名为《哭晁卿衡》的名篇。实际上晁衡的船随风漂流到安南驩州（唐属地，辖境相当今越南河静省和乂安省南部），同船上百人被当地盗贼杀害，晁衡和遣唐使藤原清河幸免于难。

　　返回长安后，安禄山之乱发生，去日本的道路非常危险，晁衡打消了返日的念头。由于得到皇帝的信任，晁衡的官职也由左散骑常侍（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正部长级待遇），升至安南节度使（越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军区司令，正部长），乃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大致相当于负责监察事务的国务委员，副国级待遇）。72岁终于长安，皇帝追授其潞州大都督的职务（军委副主席兼大军区司令，副国级）。

　　像晁衡这样为唐朝服务的外国人并非孤例，与他同回长安的藤原清河也留在唐朝担任了皇家图书馆馆长（正部长级）。2004年在西安还发现了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上面记载他去世后得到玄宗皇帝赠予的尚衣奉御官职（正司局级）。一些僧人也获得请益僧（拥有短期滞留资格）或留学僧（拥有长期滞留资格）的身份，得到政府发给的“公验”，能够在唐朝境内游学。

　　不仅是日本的部分遣唐留学生在唐朝就业并获得官职，一些从陆上丝绸之路向东移居唐朝境内的粟特人移民（伊朗系统的民族）也成为迁徙地的农民、商人、佣兵、武将甚至官吏。例如，在原州（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就有一史姓粟特人家族，在唐朝建立之初带领自己的人马参加了建唐大业，玄武门之变时又正确地站在了太宗一方，最后在商业、军队和地方豪强及文人圈中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又如，首先向中央发难造成唐朝由盛而衰的安禄山，其生父就是粟特人。在反叛前，他本身极得皇帝宠幸，已被玄宗和杨贵妃认作养子。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祆教教徒则聚居在广州，发展着南海到西亚的贸易。黄巢起义时，这些来自异邦的教徒与本地居民共同抵抗黄巢军队，被杀害共计12万人。这意味着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可能远远不止12万。

包容、开放、前瞻

　　由上可知，唐朝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与使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遴选了其他国家的精英阶层的人进行培养。日本的留学生或僧人得到了唐朝官方的欢迎，与他们多出身于日本贵族阶层，具备较高的素养有关。王维在给晁衡的送别诗序中说，“海东日本国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玄宗皇帝评价日本使节时也说，“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乃号日本为礼仪君子国”。这些人在唐朝学习之后，能够把学习的成果很好地传递回国，扩大唐朝文明在本国的影响。像晁衡、藤原清河等留在唐朝任职的人，去世之后也得到了日本国很高位次的追授。前者被日本天皇追授正二位品秩，后者被追授从二位，后又追授从一位品秩。更多的遣唐使和留学者在回国之后，促成了日本的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良。实际上，美国留学签证对资金证明的要求，表面上是对留学期间费用的保证，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不啻是测度留学者所处社会地位的代理变量，以此保证留学者即便不能成为美国的永久优质纳税人，也能把美国的影响通过其所处阶层的渠道很好地传递到来源国之中。

　　第二，对外国人才富有包容信任之心，能量才大胆培养和任用。外国留学生能够考上公务员，并且在政府内担任正部级官员，乃至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若没有极为强大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难以做到的。当前中国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之上，应当逐渐树立自信、舒展心胸。例如，不妨要求或创造条件让来华留学生有机会与他们的中国同学一样下基层、到农村或边远地区当村官、支教，或者到设立在中国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从事事务性工作，作为向其提供奖学金的“对价”。让他们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对中国作出贡献，同时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达成“同情的理解”。这样，即便他们未必在中国的体制内一直工作和升迁，他们也能在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熟悉中国社会、结交中国的朋友，未来在其本国或其他国际组织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中国文化代言。

　　第三，建立先进的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体系。唐朝的文明走在当时人类世界的最前列，其他国家的遣唐使、留学者能够通过这一体系学习到切实有益的技术或治理方式。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和治理经验，他们能够与唐朝本国士人竞争，并通过自身努力，在相对公正的用人选拔机制和保障服务体系下，在唐朝实现自身的价值。即便返回母国，这些技术和治理经验也并非“屠龙术”，而是能够借鉴之、光大之，在母国也找到用武之地。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其实具备一定优势。许多工作或职业，在发达国家流行，但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可能未必“适销对路”。中国正处于中间位置，所提供的技能和规则，可能更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模仿，为它们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一架可望并且可及的“能力阶梯”。当然，要真正发挥好这一功能，中国自身的教育培训、职业支持与保障体系还必须自我改革和完善，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这样才能提供其他国家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信得过的教育产品。

　　中国历来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中国文化历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作面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化，当代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前瞻性的国际人才体系，积极调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智力资源，为创造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