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需“嗅到” PPP盛宴的味道

　　近期，国务院、发改委、财政部连续发文，力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且中信银行提供融资的某河流综合治理项目入围财政部首批30个示范项目名单，这对正处于不良资产双升、谋求经营转型、致力于加大基建投入及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商业银行开辟了一条正路。

国务院层面首次详述PPP机制，商业银行机会来临

　　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商业银行充分介入的PPP投融资模式将遍地开花。而兴业银行近年来在倡导可持续发展、履行社会责任中，主动开拓创新，已将PPP的理念融入到环境金融等实践中，并形成了“寓义于利”的商务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差异化经营之路。

　　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共39条，其中4条阐述了如何建立健全PPP机制，提出“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基础设施等领域，积极推广PPP”，这是国务院层面首次详细阐述PPP机制。紧接着，12月4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同一天分别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版）》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两份实操文件，并且财政部还披露了首批30个示范项目清单。这些都标志着PPP这种公私合营投资新模式正式进入实践阶段。

　　实际上，上述政策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广义上讲，PPP是将公共财政作为增信手段，以银行信贷为借力杠杆，通过发挥市场力量和社会资源，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它既是一种创新的融资机制，也是推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基础建设等的重要手段。究其根本，PPP满足了政企之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和优势互补，符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导向，所以必将成为公共产品、基础建设等领域的主流模式。

商业银行介入PPP的可行性分析

　　2013年底，国家审计署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0万亿元，考虑或有债务后，达到约30.28万亿元。这些债务资金80%以上投向了公共产品、基础建设等领域。并且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43号文”），标志着地方政府债务存量清理进入实质性阶段。以上数据及限制性条文都表明单靠政府力量以及传统基建融资模式，已无法消化愈发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另外，从产权理论来讲，公共产权不同于一般财产的产权，后者具有排他性使用、可让渡性和获取收益的权利，而公共产权具有共享性和外部性，天然具有难以让渡性，必然导致私人投资匮乏，并难以单单依靠私人资本实现社会整体的“帕累托最优”。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掣肘，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投资方式，介于政府公共投资与私有化之间，兼顾政策性、公益性的同时，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经营效率，拓宽资金来源，降低政府债务水平。而这正是PPP存在的价值。

　　PPP的典型模式为：政府和私人部门针对特定项目或资产，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共同组成SPV（特殊目的载体）。其中，社会资本主要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以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全过程监督，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PPP代表着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往往投资金额较大、投资回收期长。那么，考虑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社会资本，更好地支持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商业银行便在其中有了施展的空间：一是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枢纽作用，引导信贷投向，有效撬动社会资金进入PPP领域。这同时也是国务院43号文对政府融资平台业务进行限制后，商业银行适应形势变化，主动求变，推动自身转型变革的必然要求。二是PPP项目融资主要围绕未来收益权展开，而商业银行依靠大量信贷业务中积累的项目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分析等经验，可以较好地预测项目未来现金流情况，审慎稳健地提供各类融资融信服务，并能够起到价格发现的作用，实现项目更好的商业化运营。三是PPP模式强调公私部门的全过程合作，参与程度更高，特别是在项目中后期管理中，双方需共同承担重大风险和管理责任，这恰好与现代商业银行强调践行投行文化，提供一揽子、全流程、定制化、高附加值综合金融解决方案的理念相契合。除了传统融资融信业务，在资金管理、融资租赁、顾问咨询等多方面都有很大合作空间。

　　从中信银行提供融资的贵阳市南明河综合治理项目二期案例来看，很好地发挥了中信集团的平台优势，整合了银行、证券、信托、地产、建设、工程等多方资源，提供了包括项目咨询、设计、融资、实施、运营、维护等一揽子、全流程项目合同周期综合服务。

兴业银行环境金融实践中的PPP萌芽

　　以上关于PPP特点以及商业银行提供服务方式的论述，对兴业银行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特别是涉及基于收益权风险分担为核心的融资模式以及遵循资源整合、发挥各方力量协同作用的原则，都能在兴业银行已有的业务、尤其是环境金融业务中找到对应的商务模式。

　　兴业银行的环境金融业务起源于2006年与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合作开展的能效融资项目。IFC支持兴业银行向能耗型企业发放贷款，帮助其购买节能设备，当贷款发生损失时，IFC将根据约定情形和补偿比例，分担银行的贷款本金损失。支撑这一机制良好运转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寻求动产担保的突破。根据双方签订的《损失分担协议》，兴业银行在审核发放能效融资时，应要求贷款企业提供适当的担保。除了对企业贷款购买的设备设定抵押权外，还应要求企业将其未来的应收账款、收益权等作为贷款担保。这种创新的未来收益权担保模式很好利用了节能环保行业“一次投入、分次回收”、“收益高但回报期长”、“现金流稳定”的特点，适应了这类企业轻资产、融资需求难以对接传统信贷侧重土地或房产等抵押担保的特征，有效解决了企业的融资担保问题。

　　另一个案例是2011年兴业银行承接的广东绿色货运示范项目。通过深入研究货运行业特征和节能降耗模式，兴业银行创新性提出“引入中间机构、实现打包增信”的类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模式，即引入技术服务商（如节能技术供应商、节能设备供应商、管理型物流企业等）作为整个融资模式的中间机构，由技术服务商为货运企业实施节油技改并分享节油收益，再由技术服务商向兴业银行打包申请节能技改融资，财政资金和世界银行赠款则以政策补贴资金池的形式为技术提供商提供先期担保和后端补贴发放，从而实现外部增信。通过这样的融资模式创新，实现了多方受益：货运企业通过“零投入”完成节能降耗改造；技术服务商得以进入货运市场，分享企业节油效益；财政资金和世行赠款由直接补贴转变为增信手段，借助信贷杠杆放大资金使用效益；商业银行通过引入中间机构和打包增信，避免了直接面对众多实力、资质、信用参差不齐的货运企业，降低了“一对多”所带来的操作成本和信用风险。该案例在整合银行、财政、中介等多方力量，以BOT模式，利用信贷杠杆，形成市场化的、闭合的资源配置体系过程中，更具PPP的特征。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以外，兴业银行在环境金融长期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整套可复制，并在多个行业、项目中具有推广性和适用性的商务模式，一方面弥补了节能减排领域的市场机制失灵，另一方面发出政策信号，利用杠杆效应，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商业性资金和社会性资金投入节能减排领域。

“寓义于利”：兴业银行践行公共服务的商务模式

　　兴业银行之所以在同业中率先产生了PPP的萌芽，主要基于长期以来一直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营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来源于董事会持续引导、鼓励管理层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落实到银行经营管理的具体环节，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以市场化原则在社会责任与银行赢利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寻找商机，探求一种可持续、可发展的银行与社会共赢的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实践模式，亦称“寓义于利”。

　　从2006年在国内独创性地开展能效融资项目，到其后采纳“赤道原则”、倡导“寓义于利”商务模式，兴业银行不断开拓创新，不仅以自身实践推动公用事业发展，而且通过社会影响力，推进环境、社会风险管理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及，相关成果也在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中得以体现，包括：“加快在国内试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鼓励和支持社会投资者参与碳配额交易，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以及“探索利用工程供水、供热、发电、污水垃圾处理等预期收益质押贷款，允许利用相关收益作为还款来源”等。

2015，PPP盛宴开餐

　　有数据显示，2015年PPP融资规模或达1.5万亿元，商业银行机遇还很多、空间还很大。由于PPP在国内尚处起步阶段，如何让PPP从“形似”到“神似”，更好地服务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建设，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几点有益的启示：一是项目要合理定价，商业银行要充分发挥资金枢纽和价格发现作用，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来。二是公共资金要采取适当方式注入项目，可将其作为外部增新手段，借助信贷杠杆放大资金使用效益。三是以银行为核心，整合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基金、建设、环保等多渠道资源，确保项目在不同阶段都能得到商业行为的支持。

　　虽然PPP在政策法规连贯性、项目运作可行性以及风险缓释有效性等方面还有许多课题尚待研讨，但是基于其在政企合作、资源配置、融资方式、风险管理等方面已体现出的良好效用，必将成为投资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强有力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