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我国最近较为突出的经济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编者提示：当前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持续不景气，央行在春节前降准，又于3月1日再次降息，有观点认为央行此举旨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两会或再度聚焦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央行近期再度降息也被寄予更多期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能否寄期望于货币政策？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结构问题还是总量问题？且听央行研究局副局长王宇深度解读这一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刺激力度会适得其反，深化经济改革是唯一选择。”
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倍受社会关注，然而，关于其成因的讨论仍存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总量问题，应当通过加大刺激力度来解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解决。这一讨论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关系到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未来，需要辨析清楚。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最近之所以成为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问题逐渐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说，推高企业融资成本，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结构矛盾，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体制、产业、企业和金融等各个方面。
从经济体制看，两种“预算软约束”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种是科尔耐的“预算软约束”，即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由“父爱主义”而产生的投资饥渴症，形成了资金黑洞。一些“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运行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却不能向社会提供相应的资金回报，造成资金供需矛盾，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种是科伊的“预算软约束”，即那些无望恢复生机、但由于政府隐性担保而免于破产倒闭的僵尸企业，吞噬了原本可以进入正常企业的信贷资金，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产业部门看，房地产市场的“挤出效应”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沉淀效应”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项目，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挤出效应”。2013年末，在人民币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占20.3%，当年房地产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28.1%。与此同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也较为突出，产能过剩行业投资收益率低、资金周转速度慢，形成大量资金沉淀，加剧了资金供求矛盾，拉升了企业融资成本。相关数据表明，2014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
从企业部门看，较高的杠杆率与较低的利润率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方面企业杠杆率上升较快，2007年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97%，2013年大幅升至118%。另一方面，企业获利能力出现下滑，我国工信部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企业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至16.3％。高杠杆率与低利润率的矛盾导致企业还本付息能力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从金融部门看，负债成本上升和风险溢价上升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近期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从国际经验看，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金融抑制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利率水平上升。在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增大的情况下，作为主要资产运用方式，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存在上行压力。此外，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725亿元；不良贷款率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在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通常会采取提高风险溢价的办法来覆盖潜在损失。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刺激力度会适得其反，深化经济改革是唯一选择。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财务硬约束。用改革解决体制性矛盾、用改革消除结构性扭曲。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三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盘活存量，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创造良好的货币信贷环境。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四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出更多的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
从根本上讲，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优胜劣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要义。通过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硬化预算约束、淘汰落后企业、出清过剩产能，消除金融抑制、打破金融垄断，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地方流向效率较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家实业发达、市场发展的根基，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
（王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经济学会理事。学术专（译）著：《货币政策的决策、操作与传导》、《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博弈论与人类经济行为分析》，在货币政策、金融市场、汇率制度和国际金融等领域尤有造诣。本文原标题为《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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