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与四川钱引——南宋初期四川的纸币流通

作者:石俊志 日期:2015-01-15 12:43:39

张浚发行的四川钱引,百姓可以用来向官府购买银绢,也可以用来向官府交纳各项税赋,所以价值稳定,尽管发行数量巨大,超过原先流通总量的十几倍,却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张浚坐镇川陕,有效牵制了金国的军队,使南宋朝廷统治的东南大部地区得以安全,与金国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图为南宋画院待诏刘松年所绘《中兴四将图》,描绘这一时期四位宋朝大将真容,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浚发行的四川钱引,百姓可以用来向官府购买银绢,也可以用来向官府交纳各项税赋,所以价值稳定,尽管发行数量巨大,超过原先流通总量的十几倍,却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堪称中国古代各类纸币中的一枝奇葩。

 

张浚是南宋初期的抗金统帅、著名的民族英雄,做过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的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统管过南宋王朝创建时期的行政及军政大权。

北宋末年,金国的军队攻占了大宋中原的国土,俘获了宋徽宗。宋徽宗的儿子赵构逃往江南,建立了南宋王朝。南宋朝中的文武百官可以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张浚便是主战派的领袖,他领导了韩世忠、张俊、岳飞、刘光世、吴、刘、王彦等著名将领率军与金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挡住了金军的南下,由此开创了南宋朝廷控制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局面。

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川陕时期,任用理财高手赵开总管四川财赋,大量增发纸币“钱引”,用于支持军事开支。张浚发行的四川钱引,百姓可以用来向官府购买银绢,也可以用来向官府交纳各项税赋,所以价值稳定,尽管发行数量巨大,超过原先流通总量的十几倍,却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堪称中国古代各类纸币中的一枝奇葩。

 

川陕战略意义重大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南宋朝廷的御营前军统制苗傅、副统制刘正彦发动了一场兵变,赵构被迫退位。当时的御营参赞军事张浚联合文臣吕颐浩、武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率军讨伐苗傅、刘正彦。赵构亲笔授任张浚为知枢密院事,统管军事。不久,韩世忠的部队击败了叛军,苗傅、刘正彦逃往闽中。张浚命令韩世忠追捕苗刘二人,献给朝廷,与他们的死党一起处死。

张浚提出川陕战略,即经营川陕军事区,作为南宋内地领土的屏障。张浚认为,金国军队南下攻宋,必先攻入陕西和四川。如果陕西和四川丢失,赵构政权拥有的中国东南地区就失去了屏障,终将不保。赵构采纳了张浚的川陕战略,并任命张浚以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便宜行事,有权自行处理川陕官员的升降。张浚将自己的幕府设在秦州,命令韩世忠镇守淮东,命令吕颐浩护卫赵构去武昌,命令张俊、刘光世分兵驻扎,与秦州形成首尾呼应之势。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金兵的元帅金兀兵入淮西,张浚担心他侵扰东南。为了牵制金兀的军队,张浚率领五路军队收复了永兴。金国人知道张浚率军攻来,十分恐慌,急调金兀率军前来援救。宋金两军激战于富平,张浚兵败,退守兴州,命令吴凭据天险坚守大散关东南的和尚原。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金国将领乌鲁进攻和尚原,吴据险还击,金军大败而逃。金兀又合兵来攻,吴阻击金兵,金兵又遭大败,金兀仅以身免,剪掉胡须逃归。

张浚在川陕三年,训练新招募的士兵,抵挡金国的军队,重用谋臣刘子羽,任命赵开为都转运使,提升吴为大将驻守凤翔。刘子羽慷慨有谋略,赵开善于理财,吴每战必胜。于是,川陕地区百姓归附者日益增多。张浚坐镇川陕,有效地牵制了金国的军队,使南宋朝廷统治的东南大部地区得以安全,与金国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

 

选用赵开增发钱引

赵开是读书人,宋哲宗时考取进士,做过邬陵县知县。赵开向朝廷提出官营卖茶、买马的五大弊病,很得朝廷的赏识,于是被任命为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

张浚以知枢密院事宣抚川陕,早知道赵开善于理财,就承旨任命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专门总管四川财赋。赵开见张浚说:“四川的民力已尽,税赋是一点儿也不能加了。官营专卖还有一些盈利空间,只要不怕商人们的怨骂,就可以获得这部分利益,用来解救当前之急。”于是,张浚改变买卖酒法,与商人争利。此后,张浚又改变买卖盐法,从中所得的利润都用于军费的开支。

张浚肩负天下重任,在秦州练兵,对士兵们十天犒劳,每月奖赏,希望他们以死尽力,所费钱财不计其数,全部取自赵开。赵开以盐酒专营获利有限,自然不敷开支,只好造币铸钱。赵开在秦州设置了钱引务,在兴州鼓铸铜钱。张浚使用赵开印制的纸币和铸造的铜钱,开付军费奖赏及财政开支,居然绰绰有余。

张浚宣抚川陕之前,四川的钱引两界只有250万,即25亿文。赵开增发之后,钱引发行总量达到4190万,即419亿文,相当于过去的16倍。增发了这么多的纸币,竟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赵开使钱引具备了法偿地位,所以价值稳定。赵开规定百姓可以用钱引缴纳官府的各项税赋,百姓还可以用钱引向官府购买银绢。赵开的这项规定,使四川钱引具备了法偿地位。按照规定的钱引数额来缴纳税赋,以及按照官方制定的价格向官府购买银绢,就能够使钱引保持稳定的官方法定价值;

二是四川钱引与铁钱并行,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显著,所以钱引价值稳定。

钱引在四川流通的时候,东南地区流通会子。会子与铜钱并行,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十分明显。铜钱自身价值远远高于纸币,且容易保存,所以人们普遍藏铜钱而支出会子,会子成为人们到手即花掉的“快钱”。这种情况加剧了会子的通货膨胀程度。钱引与铁钱并行,铁是贱金属,容易生锈,且携带出行更为沉重困难,所以人们一般不存铁钱。四川钱引与铁钱并行,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明显,人们并不急于将钱引换成铁钱。结果是,大量的钱引沉淀在百姓手中,抑制了钱引增发过多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

 

张浚是南宋初期的抗金统帅、著名的民族英雄,统管过南宋王朝初建时期的行政及军政大权,岳飞、韩世忠、吴玠等抗金名将都曾由其奖掖。图为张浚的书法作品《谈笑措置贴》,系张浚写给岳飞的手札,赞扬后者平定虔州叛乱的功绩,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

钱引可以用来购买银绢,又可以用来交纳官府的各项赋税,自然价值稳定。但是,钱引制造成本低廉,所以制造钱引利润巨大。不久之后,市场上出现了百姓伪造钱引的情况。地方官府抓到违法制造钱引的盗徒50人,并缴获假钱引30万,张浚打算听从有关官员的建议处死他们。赵开说:“相公错了,假使钱引是假的,在上面加盖宣抚使印章就是真的了。把这些人处以黥刑,然后让他们制造钱引,相公每天就可以得到30万钱引,又免除了这50人的死刑。”张浚称赞,接受了赵开的建议。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正月,赵开去世。自从金人侵犯陕西、四川以来,赵开负责筹集军费军饷有十年之久,军用不缺。后来,赵开所任都转运使这个职务多次换人,继任者对于赵开所经营筹划的事项皆未敢有所改变。但是,茶、盐、酒官方专营,以及关于织造绸绢的征税,从那时以后就成为四川的正税,虽然多次减免,而弊病终难根除,议论者不能不怪赵开首创恶例。

 

钱引流通制度的终结

张浚镇守川陕三年,即被罢免。吴任四川宣抚副使,专门负责作战和防守之事。吴与赵开关系搞不好,就上书弹劾赵开军饷供应不济。赵开自己也上书弹劾自己,说自己年老无用。朝廷没有接受他们两人的奏请,只是派前任参知政事席益赴四川任安抚制置大使,以利于协调吴和赵开的关系。赵开与席益也搞不到一起,朝廷就罢免了赵开,派李迨接替赵开总管四川的财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张浚被重新起用,出任右宰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统管朝廷行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文武大权,已经顾不上四川钱引的事情。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张浚反对赵构和秦桧与金国议和,被排挤出朝廷。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赵构退位。此时,张浚贬官已经20多年,但是他的名声却越来越大,搞得天下之士“莫不倾心慕之”。赵即位,是为宋孝宗。赵即位后立刻起用张浚为江淮宣抚使,进封为魏国公,经略中原。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张浚奉命督师北伐。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出兵只有6万人,再加上主要将领意见不合,张浚兵败符离(今安徽宿州市)。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张浚受到主和派的强烈抨击,于是再次贬官,当年病死。

数十年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胄指挥宋军大规模出师北伐,宋军大败。为了军备和战争消费,南宋王朝大量发行纸币,纸币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期。当时南宋统治地区流通的纸币,主要是东南地区流通的会子,及四川地区流通的钱引,两者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胄专权兵败,朝野怨恨。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史弥远在杨皇后的指使下发动政变,将韩胄处死。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王朝再演宋徽宗联金灭辽故事,但这次是联蒙灭金,金国果然被宋蒙联合击灭。第二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此后数十年战火不息,钱引的问题也就愈加严重。

宋理宗淳九年(公元1249年),四川制臣余奏请将钱引三年期满的制度改为十年期满。此项建议获得了朝廷的批准。钱引多界并行,流通中的数量便更加增多,钱引的通货膨胀便更加严重。宋理宗宝四年(公元1256年),四川宣抚使李伯曾上《救蜀楮密奏》,指出四川钱引存在的问题,建议将四川发行纸币的权利上缴朝廷。当年,朝廷下令使用封椿库新造的四川会子,收兑钱引。

自宋徽宗赵构改交子为钱引,至宋理宗赵昀诏令使用会子收兑钱引,钱引共流通约150年,至此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流通领域。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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