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变“重轮钱”、“乾元重宝”钱及“开元通宝”钱之间的法定兑换率，实现了名目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从此，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虚钱”与“实钱”概念的区别。左图为“乾元重宝”，右图为“开元通宝”
第五琦确实是个理财高手，善会收敛民财，“乾元重宝”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
第五琦是长安人，善于理财，做过唐肃宗时期的宰相。
早在安禄山起兵造反时，第五琦在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手下做录事参军。安禄山的军队摧枯拉朽般杀将过来，贺兰进明不敢与之抵抗，迅速丢失了防地。唐玄宗大怒，派人送刀给贺兰进明，军法胁迫，强督作战。第五琦劝贺兰进明多用财帛，厚赏勇士，出奇力战。听从第五琦的建议，贺兰进明果然收复了失地。此后，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贺兰进明派第五琦去蜀中向唐肃宗报告战况。第五琦对唐肃宗说，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打仗，打仗的胜负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钱。第五琦请求唐肃宗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职务，让他去筹钱来支持军用。唐肃宗接受了第五琦的建议，给他任命了好几个官衔。第五琦就打着朝廷的旗号，着手整顿盐铁专营，虽然名义上不增加百姓的税赋，但在实际上却从百姓手里收来许多钱，用来支持唐王朝的平叛战争。此后，第五琦建议朝廷铸行虚币大钱，用来以一换多地从民间掠取资财。虚币大钱政策达到了显著的效果，该政策为朝廷平叛战争赢得了经济实力上的优势。此外，虚币大钱政策引发了大唐王朝君臣们更为丰富的想象，由此产生了更加奇妙的“虚钱”概念。
战争致使财税枯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北方边镇胡人将领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南下。安禄山的军队所向披靡，迅速攻占了洛阳。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唐玄宗放弃长安，率禁军仓皇西逃。在逃亡的道路上，禁军哗变，杀死权臣杨国忠，逼迫唐玄宗縊杀杨贵妃，之后簇拥唐玄宗继续西逃。紧接着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中，民间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图为李昭道《明皇幸蜀图》，描绘唐玄宗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行于蜀中的情景
此时战乱严峻，河北被叛军割据，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都驻有各路平叛军队，这些地区的赋税都不上缴朝廷。因此，朝廷用于战争的费用全部由淮南和江南百姓承担。各路军队时常叛乱，叛军和朝廷军队各自纵兵抢掠百姓，江淮人民饱受劫难。战争致使田地荒芜，江淮地区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朝廷为战争募资，加紧搜括民财，设立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
连年不断的战争，耗费了朝廷和民间大量物资。各地节度使乘机扩大地方军事割据力量，藩镇与朝廷对峙的局面逐步形成。民间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大量死亡。朝廷穷苦，就想办法从民间掠取钱财。然而，战争使朝廷财税枯竭。税既枯竭，朝廷从民间掠取物资的办法，就只有铸行大钱了。
图为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颜鲁公的《祭侄文稿》，其中描述了颜氏一门在平叛战争中的悲惨遭遇
第五琦请铸虚币大钱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值朝廷组织军队围剿叛军时，担任铸钱使的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大钱。“乾元重宝”钱是典型的虚币大钱，法定直径一寸，每千枚法重十斤，一枚“乾元重宝”钱法定兑换十枚流通中的“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钱法定直径八分，每千枚法重六斤四两。在直径和重量两方面，“乾元重宝”钱比“开元通宝”钱都要大一些。但是，一枚“乾元重宝”钱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按含铜量计算，朝廷用十斤铜就可以从民间兑换六十四斤铜。所以，反复兑换更铸，铸行“乾元重宝”钱就成为朝廷发财的捷径，成为朝廷为了支持战争而从民间掠取钱财的有效措施。
战争需要钱财，从民间掠财，需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唐肃宗颁诏批准了第五琦的建议，他不仅命令铸行“乾元重宝”大钱，以一当十，并且详细阐述了铸行“乾元重宝”大钱的理由：一是改革币制有先例可循，只要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百姓，就可以做；二是国家有难，朝廷缺钱，需要大家出力。汉武帝时也有过类似的措施；三是朝廷改铸新钱，但不废旧钱，大家日子照常过，这也是效法古人。
于是，货币改制顺利进行，“乾元重宝”钱与“开元通宝”钱二品并行流通。朝廷以少换多，收敛了大量的钱财。
虚币大钱政策运用过度
铸行“乾元重宝”钱，朝廷敛财的目的达到，得偿所愿。朝廷所得的价值，被用来有效地支持了“保卫国家”的战争。出主意的第五琦不久之后便被升任宰相。
铸行虚币大钱的办法真好使，好得出乎意料。第二年，第五琦乘胜扩大战果，下令铸行法定兑换五十枚“开元通宝”钱的虚币大钱，仍然铭文“乾元重宝”，只是加大了重量，加厚了外郭。这种虚币大钱，法定直径一寸二分，每千钱重量十二斤，由于外郭厚重，所以被人们称之为“重棱钱”或“重轮钱”。
于是，“重轮钱”、“乾元重宝”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并行流通。朝廷仅用十二斤铜铸造一千枚“重轮钱”，就可以从民间兑换含铜总量高达三百二十斤的五万枚“开元通宝”钱，朝廷从中获利数十倍。因此，朝廷只要不断地销毁旧钱更铸“重轮钱”，很快就可以将民间资财大部分划为己有。同时，市场上虚币大钱泛滥，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斗米的价格居然涨到七千钱。百姓平生积蓄的“开元通宝”钱，瞬间缩水，几乎化为乌有。市场上的粮食物资，被官兵用大钱洗劫一空。许多百姓饿死，尸体布满道路。为了活下去，百姓们不得不开始盗铸大钱。
这种情形与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及王莽铸行大泉五十时的情形相似。但是，汉武帝和王莽都是帝王，权威无上，错了也无人敢来问责，第五琦却只是宰相，难辞其咎。第五琦搞乱了币制，不久就丢掉了宰相的职务，被贬到忠州去做长史。然而，第五琦没有能够走到忠州，半路上被截住改判发配，流放到夷州去了。不可否认的是，第五琦确实是个理财高手，善会收敛民财，“乾元重宝”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唐肃宗晚期，第五琦又被重新起用，后来做过朗州刺史、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铸钱使、盐铁使、转运使、常平使、户部侍郎、太子宾客、东都留守等许许多多官职，死后还追赠了太子少保。
虚钱概念的产生
唐肃宗将第五琦赶出朝廷，并不意味着朝廷不缺钱了。相反，唐肃宗立刻要求百官研究钱币改制的问题。经过讨论，百官认为新钱不宜销毁更铸，但可以改变兑换率。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变“重轮钱”、“乾元重宝”钱及“开元通宝”钱之间的法定兑换率，一枚“重轮钱”法定兑换三十枚“开元通宝”钱；一枚“乾元重宝”钱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一枚“开元通宝”旧钱法定也兑换十枚“开元通宝”钱。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它实现了名目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一枚金属货币的名目价值被法定为十枚它本身的价值。从此，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虚钱”与“实钱”概念的区别。
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磑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在商品买卖计价时，需要用名目货币即虚钱来计价，实际交割时，还要用金属货币即实钱本身来交割。此时出现的虚钱，不同于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是朝廷铸行比流通中旧钱略大略重的钱，法定其与流通中旧钱的兑换比率，以一当多地兑换流通中的旧钱，从而实现掠取民财的目的。而此时出现的虚钱，则是朝廷直接对流通中的旧钱宣布法定价值，以一当多地代表旧钱本身行使虚币大钱职能。这种奇怪的货币制度，是在唐肃宗时宰相第五琦连续铸行虚币大钱之后产生的，其目的也是掠取民财，支持战争。
但是，这种货币制度安排很不容易被大家理解，唐肃宗不得不颁布诏书予以说明。在诏书中，唐肃宗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说，目前的钱币流通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物价上涨，人心不安。为了化解矛盾，我们可以采用折中的办法。那个当五十的钱，当得太多啦！我们给它减一减，当三十好啦！新钱还是当十好啦，旧钱也当十好啦，大家都当十，应该没有什么矛盾了吧？但是，这办法是不是好使，咱们心里也没有底，先在京城和京城附近的地区试行一下，各州地方等着朝廷的指示吧。
唐肃宗在京城和京城附近地区搞的实验，不久就有了下文。在实验开始后的第二个月，朝廷就宣布将“重轮钱”的价格从每枚五十枚虚钱降低到每枚三十枚虚钱，并且通告全国执行。宝庆元年（公元762年），唐玄宗和唐肃宗先后去世，朝廷对钱币流通又进行了全面的改制：“乾元重宝”钱从一枚法定兑换十枚虚钱改为法定兑换两枚“开元通宝”实钱；“重轮钱”则被分为大小两种，分别可以兑换两枚和三枚“开元通宝”实钱。不久，朝廷又将所有钱币的价格统一起来，全部以一兑一地进入流通，虚钱的概念终于被停止使用。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87页。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
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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