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证券宫里啓暉：稳健地探寻创新之道

 

宫里啓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作为金融机构，要做百年老店，就一定要稳健乃至保守，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宫里啓暉指出。

　　自2009年加盟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海通”），宫里啓暉历任公司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协调委员会委员、战略发展与IT治理委员会委员，2012年3月就任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证券投资和交易业务，在海通证券权益类、FICC、柜台市场、另类投资业务等领域的创新转型过程中均扮演重要角色，还兼任海通证券上海自贸区分公司总经理。加盟海通前，宫里啓暉曾在日本从事证券业务近20年，先后供职于瑞信一波、JP摩根、日兴资产（Nikko Asset Management）等国际金融机构。

　　或许是因为早年攻读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的学术背景，宫里啓暉言谈举止间依然透着科学家式的严谨与审慎，同海通证券特别引以为豪的“‘稳健乃至保守’的风控品牌”颇为契合——正是“稳健乃至保守”的文化基因成就了这家证券行业领袖“国内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中唯一未被更名、注资的大型证券公司”之傲人纪录。

　　将稳健保守的经营理念物化后，便形成一种适宜的“拿来主义”。无论是讲述业务创新，还是探讨法律与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抑或借鉴海外市场经验，正如宫里啓暉所言：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产品创新是证券公司实现亮丽转型，成为现代投资银行的源泉。证券公司在业务创新之时必须粮草先行，必须具备大局意识。”

 

　　《当代金融家》：据海通证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2014年度，董事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继续深化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布局，拓展境内外收购兼并业务”，特别提出“择机启动收购兼并，通过并购快速建立国际业务平台和跨境服务能力”。海通证券在从事海外并购项目方面作何考虑？

　　宫里啓暉：自2009年收购香港大福证券始，海通证券一直坚定地走国际化道路，在国际化进程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2013年，在香港，我们稳扎实干，力争稳固基盘，以海通国际控股为收购平台，成功收购恒信金融集团100%股权。目前，海通已发展成为在港规模最大的中资证券企业，2013年收益领先于其他在港中资券商。

　　走国际化道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一定要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交易对手，然后做出合适自身发展的决策，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具体说来，要从事海外并购，我们的视野不应局限于并购交易本身，而必须理解其背后的深意，以下三个问题必须考虑清楚：

　　首先，海通证券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其次，海通证券是否有能力并购？跨境并购交易本身已颇具挑战性，而并购后的整合和业务操作，更需要公司实力的支撑和不断的积累。

　　最后，并购也将造就证券公司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对此需求应及早准备。

　　不过，无论如何，海通证券必须坚持海外并购之路，把握机遇，寻找优秀的合作伙伴，建立自身的海外平台，提升海外服务能力。

　　《当代金融家》：请您介绍一下海通证券拓展境外收购兼并业务时所秉承的主要理念。

　　宫里啓暉：首先是从客户需求出发。

　　证券公司必须与中国本土客户的需求紧密结合，如此才能做好国际业务。帮助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是中国券商必须完成的任务。从国际上看，无论是美国的高盛、英国的巴克莱、日本的野村证券，抑或澳大利亚的麦格理，它们在境外更多地是服务于本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家，国际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优质服务，已是对中国券商迫在眉睫的要求。

　　海外销售平台建设非常重要。唯有通过平台，中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才能销售出去。中资企业走出国门也需要海外平台提供的一整套现代金融服务的支撑与帮助。目前，相比于中资金融机构，外资机构在国际市场上优势显著，许多中资企业的跨境业务都由外资机构完成。但外资机构并不能完全理解中资企业的需求，产品和服务中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正是中国券商的机会所在。

　　海通证券将机构销售、研究、提供大投行综合服务等作为服务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基本思路。目前，海通服务的大型企业主要涵盖金融或具有金融属性的机构和企业。传统商业银行，以及基金、保险、社保、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走出国门，进行全球资产配置，需要证券公司为其提供服务，这或是中国券商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其次是要完善产品和服务。

　　在产品方面，海通的重点发展领域涵盖股权、债权、金融衍生品，以及企业投融资活动中可能派生出的其他服务。比如中资企业走出国门，其最大益处之一是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海通证券也希望中国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融资活动时，能够避免外汇风险。最好的方式是中国企业的某些金融活动能够以人民币计价，在定价权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企业无法规避风险时，通过多元化投资，我们能够对其进行风险对冲和流动性管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和券商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掌握美元、欧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定价机制，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化道路做出更多贡献。

　　海外并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去做。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利率低、股价波动率低，投资环境较为有利。但低利率和低波动率也预示着未来一旦发生系统风险，新的价格波动也会很大。因此，我们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企业和投资者，注重风险防控，在系统性风险发生时能够将损失降到最低。

　　《当代金融家》：过去数年中，中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在积极地从事全球化拓展，其海外金融服务硬件系统已经较为完备，而券商的国际化进程则相对较为缓慢。同这些已经“走出去”的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券商的优势和发展前景如何？

　　宫里啓暉：相较于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我们行业的步伐可能稍显慢了一些。但这种“慢”是必然的，因为国际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目前成功案例也不多。由于资本金实力同银行相比有所差距，我们在走出去时更应坚持审慎的原则，寻求在金融衍生品、FICC等业务领域占据优势、有历史沉淀的合作企业。

　　证券公司发展海外业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证券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扩容，到达一定程度后必须进行梳理协调，再继续向前走。在海外市场发展之初，一定要坚持稳健，把控风险。我们行业的国际化经验还有待积累，不能一味照抄国外经验，要从中国资本市场实际出发，不断积累经验，培养自己的团队。在将境内外服务基本打通后，形成整套完备的服务体系，从而以较强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当代金融家》：您一再提到“稳健”这个词，那么，海通证券的“稳健乃至保守”主要体现哪些方面？

　　宫里啓暉：稳健和保守的概念范畴很大，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在经营方面，业务开拓和产品开拓并非一定要去抢第一。“第一个吃螃蟹”意味着冒风险，必须谨慎小心，以免失败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二，在操作层面，证券公司在业务上勇于创新的同时，必须在流程管理、风险管控、各部门间协调等后续工作上做好充分准备。中国有句老话叫“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对证券公司而言，粮草就是合规和风险管控，不能为抢速度而后置这些工作。

　　其三，要有超越行业的大局意识。证券公司在推出新的理念、产品和服务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其他行业和整个社会。能否将其中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考虑周全，是对证券业的一大考验，尤其是在混业经营大为发展的今天。

 

　　《当代金融家》：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券商普遍杠杆率偏低，提升券商杠杆率水平成为未来证券业发展的诉求与方向。请您结合海通证券的实例，谈一谈提升杠杆率在中国券商的创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宫里啓暉：由于净资本的增加是有限度的，证券公司必须通过逐渐做大自身的总资产，增强自身盈利能力。这犹如昆虫，只有经历蜕皮方能成长。

　　从净资产总额看，中国证券公司跟华尔街大投行相比差异并不大。我们的差异在于总资产规模和股票市值，而差距的原因是中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没有做到位。严格地说，中国的证券公司没有好的金融产品，仍停留在提供通道服务的阶段，资产负债表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所提供的产品都是外在的，而诸如高盛等国际主流投资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是内在的，是根据客户和实体经济的需求提供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国际上很多证券金融产品是私募性质的，如票据，其柜台交易量远远超过交易所的交易量。

　　但中国资本市场整个大环境的发展仍需要时间。中国证券业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支撑上述这种内在产品的设计与流通，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等组织尚在不断努力完善此方面制度，随着新《国九条》的逐步落实及新《证券法》和新的证券管理条例的出台，私募市场和柜台市场的发展对现有交易市场是新的增量。证券公司若能把这个增量做好，行业的发展空间将非常巨大。从实体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证券行业的做强做大已被提上日程。实体经济作为生态链，从国家、企业、个人到外国机构，都需要证券公司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新《证券法》推出后，证券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并做大自身的资产负债表。

　　证券公司的理念需要更新，唯有站在客户和社会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的生存才有价值。中国券商以往的经营方式是产品和服务先行于客户需求，存在强行销售的现象。而在未来的发展中，券商必须注重客户体验，挖掘客户需求。唯有根据客户需求，努力创新产品和服务，才能够从证券公司升级为现代投资银行。

　　证券公司转变为现代投资银行后，相当于金融产品生产企业，采购员到市场购进原料（基础证券、外汇、大宗商品等），并在工厂里将原料生产、组装成产品，通过证券公司直营或代销卖出，并提供风险管理等售后服务。这种模式是中国证券公司未曾尝试过的，也是在新的生态环境条件下，证券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证券公司下一步应向金融产品制造商发展。产品创新是证券公司实现亮丽转型，成为现代投资银行的源泉。与此同时，必须做好销售交易、流动性管理、风险对冲等配套服务。

　　《当代金融家》：海通证券在提升杠杆率上有何举措？在未来的发展中，海通将主要利用杠杆扩大支撑哪些新的业务领域的发展？在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方面又将如何应对？

　　宫里啓暉：提升杠杆率的方法之一是增发股票，而海通证券并不认同这种通过稀释股权做大总资产是最佳方式。如果上市公司的股票没有好的回报率，投资者将不会长期持有该股票。国外的证券公司通常在盈利时购回股票，提高股东回报率。中国的上市金融机构必须要学会换位思考，否则难以成长为真正的现代投资银行。

　　海通证券已发行了230亿公司债，央行根据公司去年净资本规模，批了149亿额度的短期融资券

　　除增发股票之外，提升杠杆率的手段其实是丰富多样的，目前可以发公司债、短期融资券、转融通、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银行拆借、收益权互换等。海通证券已发行了230亿公司债，央行根据公司去年净资本规模，批了149亿额度的短期融资券。另外，海通证券在提升杠杆率方面，还着力于整合现有的基础产品和服务，“碎片式高端化”地销售给客户，从而提升客户对我们的认同度。举例而言，海通证券的融资融券规模很大，可以将其打包成结构化产品向客户销售，与客户形成共赢。这一产品是有担保的，透明度高，也有流动性保障，比银行理财更具竞争力。海通证券在2013年初推出的收益凭证产品“一海通财”，期限匹配、现金流明确、透明度高，得到客户很高的认同，从而提高了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

　　证券公司的资金配置应有所选择，不应对某一领域过分投资。作为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应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做出贡献，让客户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通过这样的服务，增强自身盈利能力，提升客户的满意度，从而循序渐进，将资产负债表逐渐做大。

　　提升证券公司杠杆率意味着对风险控制和流动性管理的要求更高，必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其一，公司内部闲置资金能否有效利用？其二，证券行业能否实现同业拆借？应打通各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拆借，实现相互间的业务畅通、协调发展。新《国九条》指出，证券行业可以允许其他金融机构介入，但目前证券公司却无法进入银行业。

　　此外，就监管环境而言，实现证券业的动态监管是提升杠杆率的必要条件。观之海外证券业的监管，从本质上来说，监管原则可概括为一句话，即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投资者。中国证券监管部门应考虑强化这一先进理念，对证券行业实行动态管理。

　　《当代金融家》：国内大型商业银行也开始提供很多与证券公司类似的投资银行和金融市场服务，包括并购融资、固定收益类产品、贵金属、外汇、大宗商品等。这些业务都比较消耗资本金，而国内目前银行的资金实力比券商要雄厚很多，服务网络和全球化能力也相应较强。您如何看待证券公司在这种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

　　宫里啓暉：目前证券公司创设金融产品的潜力还没有真正释放出来，因此，此时谈银行与证券行业竞争力孰强孰弱为时尚早。而且，商业银行固然已经在传统信贷业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未必能很快适应综合性服务，且在进行综合性服务时还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银行业的基础在于存贷业务，而中国若开放证券业的融资能力，其竞争力将大大提升。

　　比如商业银行开展证券零售经纪业务并非长项，日本的商业银行不开展证券零售经纪业务，这是因为证券销售和银行业务这两种文化融入银行一个屋檐下是非常困难的。日本的商业银行通过控股子公司在2000年左右即获得面向机构服务的证券业务牌照，但在证券业务方面仍然敌不过野村、大和等证券公司，正是因为这些业务不是商业银行的强项所在。从国际经验看，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同时开展证券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的全能型银行（universal bank）模式也未必是最佳选择，特别是本轮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的很多此类全能银行重新梳理其业务组合，特别是收缩投行业务。总体说来，银行和券商之间保持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优胜劣汰。

　　当然，随着中国金融行业逐渐走向综合化、全球化，证券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进一步合理化，中国证券行业也将面临着残酷的洗牌。但洗牌并不意味我们看空证券公司的发展前景。毕竟，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经济体的资本市场都经历过这样的转型，并在转型后发展得更为健全。

 

组织架构与人才支撑

　　《当代金融家》：说到证券公司的业务创新，必然涉及公司内部的组织框架和部门设置。现在，许多国际大投行，诸如高盛、瑞银等，都是根据客户需求、按照客户类别划分部门。那么海通在这方面有怎样的想法和举措？

　　宫里啓暉：海通从2012年底起即先于整个行业调整公司组织架构，涉及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零售业务三个板块。

　　投资银行业务设在机构业务之下。海通学习国外投资银行模式，将机构业务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狭义投资银行业务，包含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并购和企业融资业务，以及咨询顾问服务；另一部分是机构销售、交易和研究，主要包含股权和FICC业务。海通原有的金融衍生品业务随即渗透到这两个部门中。

　　然而，迫于目前监管机构仍按产品进行监管，公司的风控指标处于隔离状态，仍分部门去做。在新《国九条》颁布后，证监会修改法规条例迫在眉睫。设想一下，当证券、期货、基金混合编队，领取牌照，在牌照准许范围内实现自主经营时，部门设置也就可以放开了。

　　此外，在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营”的概念将演绎为通过自有资金参与各种投资、融资等金融交易业务。但要注意的是，证券公司在自营和为客户提供资本中介服务之间，必须要设置防火墙，账户不能混合，资金不能对敲。当上述这些问题解决了，组织架构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当代金融家》：投行乃至整个金融服务业，作为智力密集型产业，在员工激励方面，发达经济体常见的激励方法是股权奖励或者高额奖金等。证监会在前不久则提出员工持股试点办法。海通证券在这方面有哪些想法？

　　宫里啓暉：最理想的结果是，《证券法》修订后，证券从业人员在理论上都可以持有股票。当法律层面对此有所保障时，证券从业人员可以持有、买卖股票，证券公司也能够以更直接的股权方式激励员工。同时，证监会、自律组织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在细则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设置条框限定从业人员的内幕交易等。如果这些细则方面不能解决，证券行业的股权激励便无法实现。

　　发达经济体投行的一些做法值得中国同行学习。在发达国家投资银行，优秀的员工可以比公司CEO的工资要高。员工有其自身的工作职能和责任，超额完成时，就要奖励与其工作相符的报酬。管理层的考核指标与员工不同，员工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取得超过管理层的报酬，以留住并培育最优秀的员工。

 

　　（本文原标题为《稳健地探寻创新之道》，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