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因为怕被“马歇尔计划”之名“玷污”，也不是因为我们还“不配”借“马歇尔计划”之名，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具有独特性和开创性，需要“名正”而后“言顺”、“功成”而后“名就”。
日前举行的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一带一路”的建设思路，并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这些措施连同峰会前夕中国牵头推进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举措，被一些评论指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浮出水面。
投资人士普遍欢迎这个概念，因为它给人以“拉动国内生产的大手笔对外投资”的想象，点燃了市场对港口、基建等概念股票的欲望之火。但一些战略观察者则对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持审慎或否定的态度，其理由迥然不同。
好比对国人讲克劳塞维茨
一种理由是害怕“声名狼藉”的“马歇尔计划”玷污了中国对外战略新设想的令名。因为“马歇尔计划”是一种制造大国对立、分裂世界、更有利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且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的冷战工具，强调和平与合作的中国是绝对不屑于、也万万不可这么干的。如果非把“马歇尔计划”与中国联系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一种抹黑。这类反对称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者笃定地指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一定会破坏抹黑者的图谋。
另一种理由隐秘地秉持着自惭形秽的态度，认为中国当下徒有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虚名，实际在考虑科技、军事后综合国力上与强国还有很大差距，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与当年的美国也相去甚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更无法与当时或现在的美元霸权相提并论，中国甚至还看不懂当前的国际规则。无视巨大的差距而去奢谈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和争夺世界话语权显得操之过切。
事实上，“马歇尔计划”未必那么坏，中国的境况也不至于那么差。别人说什么、怎么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无非是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要做的事情。毕竟，从内容上讲，两者都有资本输出带动消化国内富余产能的目的。这就好比对国人讲克劳塞维茨，大家未必能马上反应过来，但若说是德国的孙子，国人大致就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了。
实现义与利统一，才可谓好制度
有人讲“马歇尔计划”，承认其为援助欧洲复兴之举外，念念不忘强调其主要是为了消化“二战”中积累起来的过剩产能，最终是借钱给欧洲人买美国货，解决美国自己的失业问题。仿佛这么一来，就可以用“自利”来“正常化”或解构“义举”。事实上，对外援助成为双赢或者“让好人得好报”的事才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从德道倡导来看，我们可以倡导做好事不求回报，但从制度设计来看，应当设计出好人有好报的制度，才能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事、做好人。孔子的时代，鲁国有一个政策，如果把流落在其他国家的鲁国人赎回来，国家会给赎回的人补贴。孔子的学生子贡很有钱，赎了回来又拒绝国家补贴，大家都赞扬他风格高。孔子说，子贡这事做错了，以后鲁国人流落在外再也没人肯赎回来了。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一个落水者，获救者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未予拒绝。孔子听说后非常高兴，说今后鲁国一定有很多见义勇为的人了。孔子对义与利的上述看法是建立在对人性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
图为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Jr.,曾历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国务卿、国防部长等）
中国的对外或走出去战略也是一样。这次李克强总理在东南亚参加会议时宣布对东盟的援助以人民币计价。东盟用这些援助可以从拥有巨大生产能力的中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中国也可以扩大人民币在世界上的使用范围，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就是“双赢”的好事。援助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义举，这种义举也能帮助中国国内改善生产能力和效率，为包括东盟在内世界各国提供更多高质量的产品，中国自己也能因此获利。这种实现了义与利统一的制度，才是让好人得好报的制度，代表了正确的义利观。如果总是希望以“绝对利他”来解构“利义合一”的道义性，最终只能得到一个冷漠的世界。
正视对外战略中的利益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国内动员。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能够获得成功，除了其强大的军事能力与经济能力的“保驾护航”之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内的支持。美国在援助重建欧洲的同时，国内企业能够出售更多东西到欧洲，民众也因此获得就业机会，各方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才为美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国内政治基础。反观我们自己，对外战略刚刚展露，国内就有不少类似“自己中西部还有那么多贫困落后地区，为什么还要投4万亿到国外去帮助别人”的质疑，这也与我们没有把义利讲清楚有关。仿佛把本国的利益谈得太多就不够“高尚”，背离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要求。殊不知，把自己的要求与利益向国内外讲清楚，才是援助，否则顶多算是施舍。嗟来之食，廉者不受。靠施舍聚拢不廉者的人气，只会把自己降格为乞丐头子。
“走出去”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
实际上，中国的“走出去”或对外战略并非此次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受到热议才出台，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的连续过程，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走出去”是一个分层推进、越走越远的立体过程——从商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到投资及劳动力走出去，最后到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增长观念走出去。迄今为止，这一过程总体上是顺利的、有成效的。
从商品“走出去”来看，当前中国商品出口额是十年前的5倍多；服务也类似，出口额大约是十年前的4.8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说是后来居上。自2006年开始有统计，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006年的5.1倍，从存量来看更是高达7.3倍。
劳动力“走出去”受到国外保护本地就业的限制较多，但同样成效显著。我某次去新德里出差，下飞机时乘务员特地提醒我多次：这是印度。当时还挺纳闷儿，后来才反应过来。飞机终点是亚的斯亚贝巴，飞机上许多乘客都是中国的建筑工人，到埃塞俄比亚劳务输出。乘务员的一再提醒，除了与我的工人阶级气质有一定关系之外，可能更反映了我国在劳务输出方面蔚然成风。从数据来看也是这样，截至2014年9月末，我国在外劳务人数98万人，十年前只有50万左右，也将近翻了一番。
难在重建欲望
虽然有以上成绩，但应看到，未来走出去的路还很长。在“量”的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在“质”的方面我们还早得很。有句话说得好，把你口袋里的钱变成我口袋里的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把我脑袋里的想法变成你脑袋里的想法是更困难的事情。商品走出去、服务走出去、劳务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干的都是“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这件事，中国的模式或发展的观念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认同甚至接受，是更加困难但也更具战略意义的“走出去”。在这些方面必须承认美国人做了很多正确的事。美国的海军基地遍布全球，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硬实力的走出去，但真正发挥影响的，不是这些军人带去的子弹，而是他们带去的歌曲、电影，带去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这一切又是在坚船利炮和美元支持下实现的，硬输出与软输出之间形成了彼此助益的良性循环。
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比，中国的对外战略主要面对的欠发达国家与美国面对的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这意味着我们的走出去战略更加不容易，但意义也更加重大。“马歇尔计划”面对的是欧洲的重建与复兴，既然是复兴，就是说以前曾经兴盛过，现在因战争毁掉了，重返繁荣的愿望就会特别强烈。经济增长是需求拉动的，经济学里面需求的含义就是有支付能力的欲望。“二战”毁掉了欧洲的支付能力，但没毁掉欲望。重建的也是支付能力，这是件相对容易的工作。
中国的对外战略主要面对的是欠发达国家，而“马歇尔计划”面对的是欧洲的重建与复兴。图为“马歇尔计划”1948～1951年援助的欧洲国家
中国面临的很多需要去发展基础设施、搞援助的欠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欲望问题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印度基础设施欠账很大，但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倾向于让人们忍耐和节制欲望，这种情况下你要劝说人们拆迁了再兴建好的基础设施困难就更大。再比如，我在非洲调研时，当地人介绍那里有一种猴面包树，树叶可以当蔬菜，果实可以当粮食，榨成汁就是饮料，有一棵树吃饭问题就全都解决了。那里气温又高，我们还在讲要解决温饱问题再奔小康生活，在那里老天爷就帮着解决了温饱，对小康的动力也就不足了。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对外合作与援助战略，不仅要建设支付能力，还面临重建欲望（以及制度）的挑战，要让欠发达国家认识到全球化的好处，给他们提供接入全球化的机会，这个任务要困难得多，意义也重大得多。
经验都是“干中学”
在中国之前，欧美发达国家也曾援助非洲等地欠发达国家，可惜成效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全无机会。中国所倡导的是一种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这与欧美制度改革导向的发展路径有明显差异。后者的假定是，如果一个国家政治透明度低、经济管制程度高、金融自由化或深化不足，那么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的风险就很大，还可能会助长其国内的腐败等问题，所以应该先要求它开展制度改革，实现市场化、自由化等，而援助和投资应当与这些改革绑定，有改革就有援助，不按照要求来，甚至要撤回援助，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困境。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发展模式，可能降低了援助者的风险，但是被援助国的风险就非常大。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路径就不一样。其假定是非常朴素的自下而上的“要想富，先修路”，路一通，本地的劳动力、资源、资金等就能够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接入全球市场，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一旦基层民众享受到了这些好处，观念也会随之逐渐发生变化，上升的欲望就会进一步要求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开放与改革，推动整个国家更好地融入现代世界经济网络，这也是中国自己的基本经验。不过，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每个国家都应当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这个国家的权力，也是这个国家的责任。中国的成功可以借鉴，中国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归根结底还要看各国自己的战略决断。
应当承认，中国在“走出去”战略上还是新手，也面临许多风险，中国在处理这些风险的经验上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有人用中国高铁在墨西哥遭毁约的风波来批评走得太快，不够稳重。首先，这是墨西哥国内政治所致，与中国企业自身关系不大。再则，动态地看，与2011中铁承建波兰高速公路，面临“完成整个工程要亏3.95亿美元，半途毁约要被索赔最高2.7亿美元”的进退两难相比，这次我们已经有所进步，毕竟最多还能有4400万美元的赔偿款可收。经验都是“干中学”出来的，对中国“走出去”的对外战略，一要有信心，二要有耐心。
结语
中国的对外战略不应只是一个“4万亿”投出去的投资战略，而应当立体发挥贸易、投资、劳务合作、援助的作用，使不同功能单元能相互支援配合。这样一个战略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命名，不是因为怕被“马歇尔计划”之名“玷污”，也不是因为我们还“不配”借“马歇尔计划”之名，而是因为中国自身战略具有独特性和开创性，需要“名正”而后“言顺”、“功成”而后“名就”，如此才不辜负时代给予同时也由自身创造而得维系的战略机遇。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经济治理、区域经济合作。著有《自贸区发展的新趋势与中国的选择》、《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行性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蒙古国政治经济形势与中蒙合作》、《次贷危机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等。本文原标题为《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正名》，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12期）
上一篇：春风化雨——人民币跨境业务五周年
下一篇：英格兰银行美女行长大力整顿FICC市场不端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