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政治风波背后的经济逻辑

　　冯维江

 

　　亚努科维奇在人民大会堂对习近平表示愿意参加后者提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惟愿这种超脱于“左”“右”为难二元选择的尝试不因其国内政治起伏而中断，谢甫琴科所期待的一个“伟大的新家庭”方才可能由第聂伯河两侧结合而成。

　　1861年，乌克兰的伟大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在圣彼得堡去世，按照其诗篇《遗嘱》（Zapovit）中的遗愿，他的朋友安排火车将他的遗体运往莫斯科，再以马车转运回他的故乡，最后于是年5月8日安葬于卡尼夫的僧侣山，面对着基辅罗斯文化的母亲河──第聂伯河。在《遗嘱》中，谢甫琴科还写道：“以暴君们的鲜血/喷洒在你们自由的种子上。”

　　乌克兰正在流血，但并非谢甫琴科所愿的浇灌自由的暴君之血。
 

　　有人说，这场政治风波的背后是乌克兰国内“亲欧派”与“亲俄派”的长久对立日益激烈化的结果。以谢普琴科愿以魂魄永世守望的第聂伯河为界，右岸的西乌克兰历史上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及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欧化情结强，民众说乌克兰语，多信奉天主教及乌克兰自主正教（Ukrainian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东正教会的一个分支，苏联解体前重建，以期摆脱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控制），在苏东剧变之后一心脱俄入欧。第聂伯河左岸的东乌克兰历史上曾主动与俄罗斯合并，俄罗斯族居民较多，主要信仰东正教，当地产业链与俄罗斯高度融合，更愿意参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

　　2013年11月21日，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领导的乌克兰当局下定决心中止就欧洲联盟联合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与欧盟谈判，这意味着乌克兰西向融入欧盟的既定节奏被打断。当局的这一选择引发了反对派的强烈不满，此轮风波初现肇端。

　　俄罗斯伟大艺术家列宾在其名作《扎波罗什哥萨克人致信土耳其苏丹》中描绘了16世纪生活在今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的哥萨克人奋起反抗奥托曼帝国入侵的英雄气概。今天的乌克兰，可有其祖先的血性来面对现实的困境？
 

　　公允地说，也许并非亚努科维奇选择了俄罗斯摒弃了欧洲，而是俄罗斯与欧洲之中，前者选择了乌克兰。尽管被贴上了“亲俄”的标签，但很难相信作为一国民选领导人，亚努科维奇会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来作出抉择。事实上，履新之初亚努科维奇是以布鲁塞尔、而非莫斯科作为首访地。2012年3月，亚努科维奇又推动与欧盟草签了准成员国协定。亚努科维奇甚至还在俄罗斯主导的峰会上直言乌克兰宪法不允许其成为欧亚经济共同体正式成员。

　　然而乌克兰最终还是倒向了俄罗斯。亚努科维奇中止对欧谈判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即宣布将斥资150亿美元购买乌克兰政府债券，并授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约1/3折扣的优惠价出售天然气给乌克兰。据说美国对欧盟的对乌政策大为不满。2014年2月7日，一段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与欧亚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纽兰（Victoria Nuland）和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雅特（GeoffreyR.Pyatt）的电话录音被上传至视频网站YouTube，录音中纽兰对欧盟的不作为大爆粗口“去他妈的欧盟”（Fuck the E.U.）！。

　　纽兰很可能错怪了欧盟。在各方都没有军事干预的前提下，乌克兰局势的走向是俄罗斯与欧洲在乌克兰经济权力较量的结果，并非欧盟单方面的主观努力所能够掌控。按照国际权力博弈的基本原理，一国对另一国的高度不对称依赖或恐惧（因威慑而产生），是后者支配前者的基础。宏观来看，国际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是国家间发挥经济权力或影响力的主要渠道。

　　2004年“橙色革命”之前，欧洲对乌克兰的FDI占乌克兰获得外部直接投资的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橙色革命”前夕德法两国FDI占比降至与俄罗斯相当的水平。“革命”之后，德法对乌克兰FDI占比由8.1%大幅上升至2005年的33.1%，其后虽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革命”前的水平，并且一直维持了明显高于俄罗斯的态势。这固然反映了欧洲对乌克兰经由FDI渠道的经济权力可能有所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对俄罗斯的权力构成了有效侵蚀。众所周知，同样信仰东正教的塞浦路斯是俄罗斯资本的避税天堂。塞浦路斯银行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减记塞浦路斯储户的存款，以此为条件来提供援助，结果引起俄罗斯富豪群起反对。大量俄罗斯资本借道塞浦路斯进入乌克兰，如果把这部分FDI算上，则俄罗斯背景的FDI流入在乌克兰全部FDI流入中的占比只在“橙色革命”后两年内被德法所超过，其后一直处于快速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与俄罗斯此消彼长的形势愈加明显（图1）。
 

图1  乌克兰FDI流入来自不同来源地的占比（%）
 

　　乌克兰外贸依存度（进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100%（2008年至2012年的平均值为105.2%），远远大于世界总体的水平（2008年至2012年全世界的进出口总值与GDP之比均值为60.0%），由此外部势力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乌克兰的影响力更加明显。无论是对外出口，还是自外进口，乌克兰都高度依赖于俄罗斯和欧洲两大经济体，两家所占份额之和超过乌克兰出口或进口总额的一半。具体来看，乌克兰对欧洲市场的依赖长期中呈下降趋势，对俄罗斯市场的依赖呈上升趋势（图2）；对来自欧洲的产品的依赖中期中变化不大，对来自俄罗斯的产品的依赖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明显的上升（图3）。
 

乌克兰对外出口不同目的地所占份额（%）


图3  乌克兰进口来自不同来源地的份额（%）
 

　　综合来看，尽管欧洲对乌克兰的经济影响力不容小视，但较之俄罗斯却相形见绌。深植于经济结构中的国际权力影响是促使乌克兰当局最终选择俄罗斯的根本原因，倒并非仅仅是因为俄罗斯的借款承诺。

　　但应看到，通过投资和贸易渠道的不对称依赖产生的权力主要是一种基于利诱或威慑的硬权力，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软权力结构，硬权力的行使反倒可能引起受影响一方对施加影响一方的离心甚至仇视。

　　软权力是基于认同的吸引力。尽管难以全面评估欧洲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软权力，但通过乌克兰向两者进口文化类或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产品的比重，可以一定程度反映两者对乌克兰的软影响。我们将乌克兰在电影、书籍、艺术品及音乐等几类产品的进口占比视为各国对乌克兰软权力的代理变量。可以看到，尽管存在下降的趋势，但欧洲对乌克兰的软权力仍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俄罗斯的软权力虽然高于其他经济体，但无法与欧洲相颉颃（图4）。
 

图4 不同经济体对乌克兰的软权力
 

　　由此可知，俄罗斯和欧洲在乌克兰的硬权力与软权力不匹配，是造成乌克兰“分裂”的重要原因。俄罗斯在硬权力上占据优势，乌克兰执政当局出于现实国家利益的需要不得不曲意迎合；但欧洲的软权力影响更大，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迎合只会加剧其自身意识形态上的不适及国家人格的分裂。

第三条路径与中国机遇

　　乌克兰本不必如此纠结。乌克兰的领土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人口规模也居前列，自然资源颇为丰富，其肥沃的“黑土带”占世界“黑土带”总面积的40%，又以全球0.4%的陆地面积而拥有世界地下矿藏储量的5%。其国内主体民族占全人口75%以上，民族认同度高，无论政府还是反对派都以“光荣属于乌克兰”为口号。如果能戮力自雄，不像前辈乌克兰哥萨克起义军那样，只希望在波兰、俄国或奥托曼帝国之间选一个强势君主来投靠，那么当代的乌克兰很可能发展得更好，完全不用羡慕国土面积只有其一半的波兰在获得欧盟青睐之后的“幸福”。

　　这首先需要乌克兰敢于以地区大国自居，建构本国及本民族在发展道路上的主体性，而不是以“投左”还是“趋右”作为国家战略的目标。很多时候，别人在盛赞其为轴心时，其实只把它当成一个随手使用的支点。其次，乌克兰需要更多平等待之的友邦，而不是在其身上寄托了过多战略图谋的博弈者或主子。乌克兰需要前者帮助其以就经济而论经济的身份加入到全球生产贸易网络之中，而不用在支付经济对价之外，额外承担选边站队的政治成本。

　　中国可能是乌克兰比较理想的选择之一。首先，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软硬权力资源来看，中国都不可能也无意图去取代俄罗斯或欧洲在乌克兰的位置，但中国市场及产品对乌克兰的重要性，使中国或许可以一定程度上中和俄欧在乌克兰的对抗性影响。其次，中国在世界经济开放体系中的重要角色，能够为乌克兰接入更开放的世界经贸体系提供通道。再次，与美国不同，中国从不谋求干预其他国家，无论对政府还是反对派，中国可以在更加中立和客观的立场上发挥中介作用。最后，中国与乌克兰的合作对中国也有好处，特别是在初级农产品及工矿品进口及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中国进口商和投资者都有广阔的盈利前景，这使得中国有动力在乌克兰发展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3年12月，暂时避开了乌克兰国内的喧嚣，亚努科维奇在人民大会堂对习近平表示愿意参加后者提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惟愿这种超脱于“左”“右”为难二元选择的尝试不因其国内政治起伏而中断，谢甫琴科所期待的一个“伟大的新家庭”方才可能由第聂伯河两侧结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