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拿热议古代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史研究在发达经济体堪称显学。只要在亚马逊做简单的关键词搜索，各类金融史、货币史题材的著作汗牛充栋，既有严肃的大部头学术专著，也不乏“演义”类的普及读本，甚至“阴谋论”，一位以研究大萧条扬名立万的学者担负起在本次全球危机中力挽狂澜的重任，更足以使我们重新思考货币史研究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伯南克在回忆其学术和职业生涯时，曾将自己对货币政策的兴趣追溯至攻读研究生时研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 Schwartz）的《美国货币史：1867 ～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但国外作者的货币史著作多少总带有些“西方中心”的倾向，于其他文明的历史所言甚少，甚至根本不曾涉猎。然则古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前工业化文明之一，在信用货币、纸币、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意识与尝试，至少不晚于、也不逊于同时代其他文明，其中必有其独特的、西方货币史研究未必能充分涵盖之处。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兴起固然源自西方，但这种“舶来品”一旦扎根在中国大地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上，必会被其强大的惯性和丰沛的营养所润泽，开出不一样的花朵。中国有也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历史。

　　特别是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与政策制定者在探讨新一轮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之际，从非西方的、特别是中国的货币法制史中提炼和汲取不同的经验、教训与灵感，其意义尤为重大。

　　从这个意义来说，石俊志博士的《中国货币法制史话》的横空出世，可谓别具慧眼、顺势而为。

　　该书立意，如石俊志博士在序言中所言：

　　“我们就可以在当前纸币流通条件下，研究和制定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时，充分借鉴中国古代各王朝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经验，避免中国古代历次出现的由于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制定失败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灾难在当今社会重演。”

　　在第8场“金融家下午茶”中，《当代金融家》邀石俊志博士及其他五位金融家携《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做客，论道中国货币法制之演变，影鉴中国货币政策之现在与未来，煮茶论道、通古烁今，以期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完善提供参考价值。

　　作者：石俊志

　　书名：《中国货币法制史话》

　　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49-7228-6
 

　　吴念鲁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
 

　　石俊志：具体到对中国货币法制历史的研究，我首先要提到梁启超的一句名言：“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家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一部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可见，中国古代受儒家思想影响深重，“君子不言利”，历史上国人向来耻于谈“钱”，于是历史舞台上仿佛只是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草莽流寇乃至宦官优伶，对于他们背后汹涌的暗流--货币（钱）却很少关注。但是，钱却始终影响着老百姓的吃穿住行，左右着王朝的治乱兴衰。就像尼尔·弗格森在他的名著《货币崛起》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货币的演变与科技创兴同等重要。事实上，从欧洲大陆流通的古罗马银币，到成为第一批银行家的意大利高利贷者；从五千年前流通的泥土“货币”，到今天银行外汇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货币常常是幕后的推手，可以说每个历史故事背后都有一条货币线索。

　　我之所以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一是因为吴念鲁老师非常支持我，他总让我多读多学、博览群书，所以很多学科领域我都有涉猎；二是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一位叫罗师谷的犹太裔德国人，他是瑞士通用公证行中国业务部总经理，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他是台湾大学的历史学博士，且研究明清史学方向。我听后非常震惊--一位德国的犹太人居然有兴趣学习我们中国的明清史，且取得博士学位，那我作为一名中国人不学点自己的历史实在是太惭愧了。他还告诉我一句话：人要是不懂历史，那就什么都搞不懂。我深受他的启发，从那个时候就萌生了学习历史的念头。我最开始是从清史学起，之后顺着清史往前读。我从历史中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不知道如何去判断眼前的事物和方向是否正确。正是通过对历史的分析和研究，我们才能辨是非、明优劣、知兴替，而这不论是对于金融学界还是法学界都是有用的。
 

　　吴念鲁：石俊志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经济学博士，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所以他的货币法制史研究兼顾了金融、法律和历史三个学科的思维和角度，可谓独树一帜。除了《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我还读过石俊志的另一本书--《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并且我为该书写过书评。

　　两本书的相似之处在于，石俊志都以他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数学等方面的多年研究和深刻造诣及在金融界几十年的从业经历，借助货币学、法学、史学等学科交叉的方式，深入探讨了货币起源、货币本质、货币演变规律以及法律在货币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古代各王朝货币法制状况的分析，总结了各王朝盛衰兴替的经济原因，可以说是一部货币法制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史。

　　两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货币法制史话》的研究视角和写法比较新颖独到，一个最大的亮点是他从货币法制史的角度对我们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不同的评价与解读，如贞观之治政治光环下其实存在严重的经济贫困；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改革竟导致唐朝商品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王安石经过认真思考策划旨在使北宋国富兵强的废除钱禁政策却引发了严重的钱荒，成为北宋灭亡的经济诱因；铜钱作为金属货币仍会通货膨胀的历史之谜到底在哪儿？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在找到答案的同时，也会被作者有理有据的观点所深深折服。
 

　　宋海：《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是一本普及货币政策历史的好读物，本书的语言轻松、有趣、优雅，从未涉猎过货币问题特别是古代货币问题的非专业人士也能够深入地品读下去，从而获取到中国古代的货币知识，这将为我们今后货币政策的制定奠定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同于一些历史演绎作品，本书用大量翔实的史料解读和记述历史，一定程度上可修正大家此前对中国古代货币史一些不正确认识。读完本书，我们发现此前那些在我们心目中非常开明的帝王，在货币问题上可能做得并不是太好，比如在中国人心目中绝对是仁君典范的刘备，为了搜刮财富用以支持战争，以不足十铢的青铜代替百铢的青铜，开启了三国时期铸造虚币大钱的先例，使财富从民间源源不断地流向官府。

　　三国时期吴国铸币，一当一千，为一种虚值大钱，钱径33mm左右，重约10g，另有一种特大样大泉当千，钱径达44mm，重15g，罕见。 孙权称帝后，铸“大泉五百”，重十二铢，当五百枚五株钱，随后吴国又相继铸造了“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钱币面额越铸越大，物价则越贵，人们深受其害，纷纷起来反对和抵制使用大钱。孙吴不得不于赤乌九年（公元246年）回收大钱
 

　　本书表面上是在说中国货币法制史，实质上深刻解读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政权兴衰更替的经济原因，其中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人文关怀：善政、恶政，盛世、衰世，作者最根本的评价标准是民众之福祉，这一点很宝贵。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古代朝廷的货币政策（不论是禁止民间盗铸还是允许民间铸币）多是由于战争、政权等不同的需要而制定，而货币政策的制定可以直接影响到朝政的兴衰--凡是朝代比较兴盛的阶段，多是货币政策英明的时代，同时，凡是朝代经济状况不好甚至朝代即将衰落的阶段，多是货币政策不够英明的时代--这一点，对现在和未来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应是有重要参考性意义的，今后我们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乃至制定财政政策都应该有一个警示，就是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至上，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民生。就如本书序言所言：“我们就可以在当前纸币流通条件下，研究和制定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时，充分借鉴中国古代各王朝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经验，避免中国古代历次出现的由于货币法规和货币政策制定失败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灾难在当今社会重演。”

　　本书还提醒我们在读西方经济学时不要盲从。我们从西方经济学中学到的是，通货膨胀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才会产生，金属货币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从《中国货币法制史话》中我们得知，中国古代在金属货币--铜钱流通的年代，通货膨胀始终存在，根本原因是当时的铜钱具备信用货币的性质，所以发生因流通货币过多而贬值的现象。本书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在信用货币、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实践，不晚于也不逊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其中更是有很多独特的、西方经济史研究中没涵盖到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仇京荣：石俊志博士的《中国货币史话》涵盖了从秦统一六国前始，直至晚清通宝钱寿终正寝时止的中国货币法制演进全过程。书中的主人公们既有帝王将相，亦有不见于史传的“小人物”，但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国货币法制演化历史中留下独特的印记。建立正确的金融观念史很重要，如果非金融专业人士对金融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一些了解，那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现今社会中充满了浮躁，很多人实际上是因为对风险不理解，所以恐惧变化，抵御变化。他们更习惯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描绘金融市场前景，煽动大众情绪，阻碍理性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进程。比如2007年次贷危机，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华尔街垮了，金融市场就此崩溃。但是如果了解了金融的历史，就会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在冷静地思考后知道这并不是崩溃，而仅仅是金融发展中的一个小挫折，新的金融创新的机会正在孕育和发生，经济总会好转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石俊志博士在书中客观书写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再现金融历史场景，体验金融观念，把握历史进程中人们意识形态的进化节律，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石俊志博士这本书行文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下笔举重若轻，充满机智，史论结合非常精妙，我读起来非常感兴趣。此外，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货币在社会发展、政治统治、经济技术进步和国家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也讲了很多货币历史上的“政策失误和错误的理念”，我们会发现，过去政治价值观下的历史教科书很多内容大概可以重写了，这本书是对真正的货币史的一场启蒙，让我们重新认识经济史，并引导我们用独立的思考和实践的检验去纠正过去的错误，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渊源。

　　在几千年长周期的货币演变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货币管理经验。图为元代至元宝钞纸币印版及样本，现藏于日本央行货币博物馆
 

　　金中夏：石俊志博士的《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对我非常有启发，解决了我在研究中的很多疑惑。举例而言，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和罗文霍斯特（K. Geert Rouwenhorst）编纂的《价值起源》（The Origins of Value：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s That Created ModernCapital Markets）一书中说到中国古代没有金币，但我们从现代很多博物馆里的珍藏看到，中国古代是有金币的，只是不如古罗马金币那样精致。石俊志博士在《中国货币法制史话》中则更进一步深入探究了中国古代黄金流失之谜，并给出由于东西方各国金银比价差异引起金银对流的解释，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启发。此外，我对中国纸币在宋、元以后的发展很感兴趣，且一度认为元朝末年高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朝廷把纸币发行的好处看得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弊端，但是，石俊志博士的书告诉我们，元朝的纸币发行制度其实有很多规章制度，而且这些制度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并非我此前所认为的那样元朝不懂纸币发行的规律。可以说，《中国货币法制史话》一书一方面纠正了我之前认识的误区；另一方面又促进我很多新的思考，比如：既然元朝的统治者懂得纸币发行的规律，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
 

　　吴富林：在中国古人的金融思想里，有很多深刻的闪光点，并且很多思想的产生比西方要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纸币，中国古已有之，并且在纸币流通的同时金属货币也在流通，这并非如我们在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所说的那样，货币形态是从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中国纸币的产生不是一个简单的阶段演化论，中间有起伏反复。这跟白话文学的道理一样：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很可观的白话小说，更不用说明清是白话小说的盛期，不是等到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白话的。但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历史上这些闪光的金融思想并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得不借用西方经济学和货币学的思维结构和范式体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把这些零星分散的史料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来，做些知古鉴今的工作，那将对中国金融的现在与未来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货币法制史话》深入探究了中国古代黄金流失之谜，并给出由于东西方各国金银比价差异引起金银对流的解释，图为先秦时代楚国铸造的陈爰金币，现藏于咸阳博物馆
 

　　吴念鲁：对《中国货币法制史话》一书，我初步总结了四个特点：

　　一是作者以中国古代的法定非称量货币--铜钱为研究主线，重点抓得非常准。中国古代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是铜钱，纸币流通的时间比较短，其中的原因石俊志在书里面都做了说明，因为铜钱是法定的信用货币，所以统治者往往会通过调节铜钱的轻重大小来隐蔽地剥削民众，积累自身的财富。使铜线具备了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功能。

　　二是作者看到了中国古代货币分散与统一、公铸与私铸两对不断转换的矛盾，这是非常有趣的。秦以前货币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全国性货币；秦统一后，中国首次实现全国统一流通的钱币形态，即半两钱。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分散，各地又开始分散铸钱。公铸和私铸也是随着各个时期统治者的需求变化而变化，如秦始皇时期的《金布律》和西汉初期吕后颁布的《钱律》都严厉禁止百姓私铸铜钱。而当楚汉战争时，面对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物资匮乏的情境，刘邦便下令废除秦代私铸钱令，允许民间百姓铸造小钱，以达到抢夺物资、收买人心的目的。

　　三是作者以通俗易懂生动的文字讲述了中国历代有关货币政策的出台，铸造、发行、流通等状况的30个小故事，使读者对我国古代货币法制的演进有一个较清晰的认知，这些故事给人启迪，发人省思。

　　四是作者把货币法制史的研究与各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结合，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货币政策的研究脱离了历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则肯定不能深入展开。
 

　　石俊志：关于对中国货币法制史的研究，我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中国古代是有货币政策的。

　　中国古代的货币主线--纸币和铜钱--都是信用货币，它们依靠朝廷的信用和法律保护行使货币职能，朝廷可通过减少铜钱重量来增加铜钱的铸造量，从而扩大货币流通量。当朝廷对铜钱实行减重，进而减到无可再减时，就发行虚币大钱，以一换多地收回市场上流通的减重小钱，使铜钱的减重过程在新铸的虚币大钱的基础上继续下去。朝廷将铜钱减重和铸造虚币大钱的措施交替使用，就使得铜钱的信用化过程具备了可持续性。在这个过程中，铜钱的铜金属货币性质不断削弱，而其信用货币性质不断增强，铜钱和纸币的这种信用货币性质，使得中国古代各王朝获得了通过调节铜钱轻重大小来实施货币政策以实现其财政目标的能力。与此相反，金、银一类的称量货币，只能依靠自身的价值行使货币职能，无法通过减重来扩大货币流通量，所以它们不能够用来行使货币政策。如今，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有货币政策还存在争议，我认为，以上内容可以作为一条主线，证明中国古代各王朝是有货币政策的。

　　第二句话：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与现在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差异。

　　从货币本身看，古代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古代的货币政策主要依靠调节货币流通量来实现；现代货币功能更多在于融资，融资一旦活跃，货币原来的性质就会改变，现代的货币政策不仅依靠调节货币流通量，而且还依靠调节利率来实现。整体来说，古代的货币政策比现代货币政策狭隘。

　　第三句话：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对当今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对货币规律研究之深刻，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自《汉书·食货志》始，历朝历代食货志篇章渐多，货币政策、货币法规这些事儿于是有了详尽纪录。我们看到，北宋发行交子时甚至有了完善的发行准备制度、发行限额制度和定期界兑制度。可以说，在几千年长周期的货币演变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统治者积累了丰富的货币管理经验，而我们管理现代纸币不过就是几十年的事情，相比古代，这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正因缺乏长周期的货币管理经验，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代借鉴相关经验，这一点如今尚未引起多少重视。
 

　　金中夏：事实上，在过去几年，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中国金融货币史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发掘的内容。

　　我在大学时读过胡寄窗写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中提到了管子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当时就业不充分，管子便让人去雕木头，雕完之后又毁了再雕，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就业--这不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应对有效需求不足之策吗？我在图书馆还帮朋友借过一本英文的《经济思想史》，当时随手翻了一处，看到其中提到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数量论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由中国人提出的。对这点我印象非常深刻，可惜后来没能进一步去探究。两千年多前的中国货币学派如此了不起，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我们自己却从来没有重视过，这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我在纽约曾与格林斯潘有过一次对话，他说你们中国应该了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应将汇率等让市场来决定而不是过于付诸政策，我告诉他中国古代早就有市场决定的思想了，在两千年以前大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并在事后将老子《道德经》中关于“无为而治”的片段翻译给他，他看后非常吃惊，并说没想到世界上的重要思想竟然如此相似。亚当o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到底有无联系？亚当o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而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哲学思想非常盛行，伏尔泰、卢梭等大家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均有很多研究。那么，作为苏格兰学者的亚当o斯密当时是否也接触到了中国哲学思想、并在其研究中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我想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值得进一步的考证。我在出访英国时曾经试图去寻找过二者联系的一些线索。英国一个小镇中有一座旧的英国王子行宫，其就是按照想象中的中国建筑风格及内部装饰建造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此前对英国影响的确很大。
 

　　吴富林：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学思想，尤其是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农业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学是有影响的。上海的谈敏教授从前写过一本书叫作《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里面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的重农主义思想是法国重农学派（Physicocracy）思想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通过当时的一些来访学者和旅行家带到了欧洲。在18、19世纪的法国，一些学者“言必称中国”，通过法国学者的传播，中国文化也被带到欧洲其他国家。至于是否带到英国去了还需考证一下，因为英法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夏宫里就有一个展厅是专门用来摆放中国青花瓷，这说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谈敏那本书非常系统、很有逻辑地把中国重农思想是如何传播到法国并进一步影响法国重农学派的过程进行了梳理。法国大革命直接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推动，而启蒙运动又受到了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重农学派在政治上唤起了法国农村和农民的觉醒，而法国农民也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些意味着，如果我们把古今中外很多历史现象联系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其中很多地方的确有相联系之处。
 

　　金中夏：我认为很有必要用现代经济理论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

　　史景迁（Jonathan D. Spece）《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讲到，明末因白银短缺造成白银和铜钱比价的变化，农民税收负担加重，并成为推动明末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在学术网站上检索，我发现国外有多篇关于中国16、17世纪货币危机的文章，抛开其中的争议不说，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到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里去解释，特别是用货币供应与国际收支的关系、储备货币数量如何受国际收支的影响等视角来看这些历史，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和感悟。此外，中国历史上有长期的黄金流失现象，黄金作为一种货币或者货币准备，它的不断流失与白银的不断增加，是否意味着中国古代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较好管理？而未能管理好货币供应是否对中国数代王朝的财政金融、治乱兴衰产生较大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外国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还不够。再如鸦片战争，如果用现在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它其实是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之后演变成的一个军事上或说国家之间的问题。

　　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哲学思想非常盛行，作为苏格兰学者的亚当o斯密当时是否也接触到了中国哲学思想、并在其研究中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图为亚当·斯密版画像，作者为苏格兰版画家John Kay
 

　　因此，比照历史，我们能发现，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古代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经济危机甚至是王朝最后的灭亡，教训是很深刻的。然而，对国际收支失衡的危害性等问题或许从古代就没理解透，到了当代，更是因为对这些历史重视不够而对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我们现在谈国际收支，总是简单认为只有顺差才是好的，逆差就不好，没有看到顺差和逆差之间的辩证关系，实际这很容易导致宏观经济的失衡，包括国内资产价格的泡沫和银行内部因监管加重造成的寻租扭曲，还可能会造成现阶段和下阶段长期的经济困难。

　　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历史上早就出现过，其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能把历史上的问题理解透、看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对我们今天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我们有必要从中国古代的国际收支失衡来思考如何管理我们今天的双顺差局面；再比如，宋朝时期钱币大量流入日本。我在日本央行货币研究所曾看到一个展览，其中显示，两宋时期宋钱成为日本的主币。这是否意味着两宋时期中国的货币已经国际化了？中国与日本政府分别采取了哪些货币政策？这些问题都值得下一步认真研究并融入到我们当今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考之中。
 

　　吴富林：的确，宋朝时中国的货币是否就已经国际化了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当时日本用的就是我们的货币，但是，这背后还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如日本当时有没有自己的货币？中国货币外流供给日本在整个中国货币供给体系里是什么概念？对于日本货币体系又是什么概念？日本在宋代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我相信当时除了货币交易，肯定还存在着大量的物物交易。

　　历史总是带给我们很多思考。石俊志博士在书中谈到交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交子解决的是当时的流动性问题。那时之所以会产生社会流动性问题，其原因首先是货币本身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宋代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的高峰，买卖十分兴盛，货币需求很强烈。另一方面，宋朝有著名的“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军、冗费：宋朝的文官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官僚机构层层设置，各级都有“几大班子”在互相牵制监督，造成了庞大而低效的官僚体系即“冗官”；“冗军”是因为宋朝常年受到北方边境辽、西夏、金的入侵威胁，战事不断，因此，军队尽管战斗力不强但建制很庞大。而巨额的官费、军费合在一起就进一步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所以“三冗”使得政府的货币需求量也非常大。造成流动性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货币的外流，就是刚才谈到的所谓“货币国际化”。当时货币外流的主要去向有日本及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还有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流向中亚、西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向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丝绸之路，起于汉代，兴于隋唐，及至宋朝已很有局面。此外，还有民间富贾私藏金银钱币、民间销熔损毁铜钱等，都造成了流通中的金属钱币不足。正是这种强烈的货币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矛盾，导致了社会流动性的危机，催生了货币金融的创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新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市场自发的行为。成都十几家商号的联合行动，使“商交子”在区域畅行，范围越来越大，情形就像今天的“影子银行”一样，通过市场自发的创新来弥补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的缺口。我认为，交子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伟大的金融创新，里面有制度设计，也有技术含量（雕版印刷），进步意义一点也不逊色于今天的互联网金融，因为互联网毕竟是欧美的创造。因此，研究交子的创新发展，“商交”向“官交”的嬗变，以及它后来的衰落，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对现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管理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吴念鲁：我们要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吸取它的经验教训，做到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如果忘了老祖宗，我们就忘了一切。特别是现在，如果现在的货币政策制定不够合理，就有可能会影响全局，而当我们思考如今的货币政策出现了什么问题时，我们应不要忘记从历史上去寻找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是专门围绕石俊志的这本书来开展的一个沙龙，但不是说看看他的书、讨论一下就完了，我们应该从这本书出发，认识到以史为鉴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重要性。

　　吴富林：所以，具体到金融方面，的确有必要用现代经济学和货币学的一些方法来回看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但是，我感觉这其中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像石俊志博士这样兼通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的综合型人才太少了。石俊志博士由于在历史、金融、法律、数学方面都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以能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解析中国历朝历代的货币法制史，得出独到深刻的见解，而如今，做金融研究的人多缺乏历史学方面的训练，研究历史和人文学科的人又对经济、金融学科了解不够。

　　吴念鲁：今年春节后，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了一个谢师会，很多老师在会上都提议金融学院的学生也要学历史，大家都反映现在金融学院的学生对学习西方的货币金融史非常感兴趣，但却不了解自己国家的金融史。当时，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领导觉得我们说得非常有道理，就表示会接受我们的意见，在来年开设相关的课程。不过，我前段时间问他们课程反响怎么样，他们说“很遗憾，金融学院的课程种类太多了，现在中国货币金融史的课根本排不上，即使开了选修课，也不一定有多少人选”。虽然学院的领导把不开课的理由说得很充分，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的货币金融史没有引起学校和学生的重视。后来为了弥补没开课的遗憾，他们就请了石俊志去学院开办讲座，在我看来，下一步在课程方面加入金融史还是非常有必要，应作为必修课来开设。

　　石俊志：我感觉当前无论在金融学界还是法学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重技术而轻理论，重程序而轻实体。比如研究货币理论就肯定会涉及到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本质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仅仅推出些模型和数据，那就会脱离货币理论体系的本体。我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们现在的金融研究中研究理论或者本体的非常少，研究市场的比较多，毛主席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在“洋为中用”我们做得还可以，但“古为今用”好像有点欠缺了，如果在中国金融研究所里面设一个货币法制史的研究小组，其研究成果将会很有意义。

　　宋海：金融史学研究有难度、需要条件，对吴念鲁老师说的高校不够重视学习货币法制史的现象我也有同感。我在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时，聘请了老石做学院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让他给学生讲了半年的课，当时还准备招两个中国货币法制史方面的博士研究生。我们计划得特别好，所有的硬件、软件设施都准备得很充分，可是两个博士研究生至今也没招到--既得懂历史，又得懂金融，学生都不愿意来，觉得太难了。“冷板凳”的专业是件“苦差事”，金融史的魅力在于告诉你以真实，研究者必须要有信心和恒心，还要注意方法，这是做学问的必然之路。我想，假如当年招到了这两个学生，那么他们现在早已成为货币史方面的专家了。我期待着同时代学者和下一代的青年对金融史学科内容进一步充实，重视和研究金融史，找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
 

　　石俊志：各位老师、老友刚才的发言给了我很多启发，也增加了我继续把中国货币法制史研究下去的信心。在我看来，中国古代货币政策有三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对货币流通量的掌控和对物价的稳定是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古代与现代没有太大区别。

　　第二，同一个货币政策在不同的背景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效果。在历朝历代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说明此点，古代朝廷往往会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这是特别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第三，政策取向问题。秦汉魏晋南北朝隋的货币政策主流都是限制货币过多，打击盗铸，抑制通货膨胀；到唐宋元明清时货币政策主流则变为限制损毁铜钱和限制铜钱外流，抑制因铜钱过少产生的经济萧条。为什么古代的货币政策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段？巧合的是，这两段的货币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隋之前的历代货币是纪重钱，从半两钱慢慢演变为五铢钱，隋五铢之后，唐高祖李渊便开始发行通宝钱，此后通宝钱一直使用到宣统年间清朝灭亡。而货币法制方向在这两段之间更呈现了截然相反的表现，由此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货币史的分期与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货币法制政策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为什么这个变化恰恰出现在隋唐之际？而转折点上两个最主要的人物还是姨表兄弟？这实在是太具戏剧性了，很值得研究。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从制度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看，隋炀帝、李渊都是鲜卑族的后裔，是非常汉化的鲜卑贵族，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带入了一种文化的变异。当然，如果要进一步地考证，就需要用人口、税收、田亩、贸易等经济数据做支撑。所以我现在的关注重点从中国古代的货币政策转向了中国货币法制史的两段论，期望能从“两段论”的角度探讨出古代中国在隋唐的转折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或许能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下一步的走向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