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清东
“稳增长”的关键是稳预期、稳民心、树信心、下决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协调运用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统筹兼顾体制、机制和法律三者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激情、投资热情和改革豪情。
中国经济在去产能化、去杠杆化的阵痛中艰难前行，不确定因素在累积演化。中国经济正在经受转型升级考验，存在着下行风险，几乎是全行业的大洗牌、大整合已彻底拉开帷幕。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消化换挡期，其最大的财富是众多的人口和民间蕴藏的巨额资本。但由于政策不连续、主线不突出、落地速度慢、执行能力弱、持续跟进差等原因，中国经济最缺乏的是“信心”。因此“稳增长”的关键是稳预期、稳民心、树信心、下决心。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全面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同时，协调运用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统筹兼顾体制、机制和法律三者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激情、投资热情和改革豪情。
发挥货币政策总开关作用，管好通胀更要防止紧缩
首先要把握总量空间，关注关联关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由于高货币存量的束缚，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0.96万亿元，增速分别高于上月末和去年末，创一年内新高。
截至今年6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更是达到117.26万亿元，同比增长13.1%，其中外汇储备余额是3.99万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6.9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创4年以来的新低。再观察近10年来，M2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7.58%，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9.71%。
过高的货币存量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内生产总值，说明大量资金在实体经济之外空转，在做不落地的“钱生钱”套利交易。因此，充分把握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关系，防止“产业空心化”，是未来货币政策的重点取向之一。
充分把握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比例关系，防止“产业空心化”，是未来货币政策的重点取向之一
其次要统筹“三率四化”，做好趋势研判，提高决策的预见性和超前性。
“三率”即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四化”即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资本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的利率水平处于世界高位，较高的利率水平为产业资本、流通资本和实体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财务成本负担。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情况下，高资金成本严重制约了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很少创造价值的金融资本却在瓜分大量创造价值的产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盈利空间，从而加剧了全社会对投机的偏爱和对创造的轻视，这应该引起货币当局高度重视。
近几年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攀升、连创新高，同时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盯住一篮子货币有管制的联系汇率制度，加之资本项下结汇没有放开，很多跨境资本通过虚拟经常项目综合利用人民币升值和利率高企双重空间进行自由套利，更是无形中推高了全社会的资金价格，给有真实生产背景的出口型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近期以来，美国在本国实体经济基本恢复元气的前提下，实施有步骤地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给中国的汇率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际游资流动的速度频次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中国经济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后由于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干预水平不到位，系统化地引起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综合运用方面更多地考虑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时管理通胀预期、减少货币供应，客观上推高了社会资金价格。加上地方政府为了解决所谓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又大规模地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这种不伦不类的金融模式，更助推了社会资金价格的快速走高，大多数中小微实体企业嗷嗷待哺、不堪重负，资金链处于断裂的边缘，基本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品和打工族。
综上，为了拯救中国实体经济，央行降息降准刻不容缓，同时应进一步加大汇率浮动区间，阻击国际资本的跨境套利，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小幅贬值，减少汇率的剧烈波动，增强稳定预期。
要想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中国首先要使金融资本这个三大资本中的最高级资本实现市场化，特别是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在存款保险制度系统跟进的前提下，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允许金融机构破产清算，进一步压缩金融资本的传统盈利空间，让其发展更多依靠深化服务、客户经营、技术进步、业务创新、风险管理等综合经营管理手段来实现和完成。
由于中国的《会计准则》更多采用按照原始取得成本对资产进行计价的模式，很多优质资产没有转化成可交易、市场化的资产，没有发挥出资产流动性、盈利性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水平起步晚、金额小、发展慢，但未来发展空间巨大。若有序地推出资产证券化，把很多优质资产证券化打包转换成交易型证券，不但能拓宽融资性渠道而且能丰富社会投资品种、增加社会投资机会。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加快金融脱媒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发展很快，但和国际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直接融资比例低、品种少、金额小，特别是债券市场规模小、品种少、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少，很多资本流向了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市场泡沫被不断吹大，风险隐患不断叠加，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对金融体系安全构成了较大的系统性威胁。中国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市场比例是“3：7”，而发达国家基本做到了“7：3”，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还有待提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符。要想实现人民币跨出国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必须加快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兼并和重组，并适时推出股票市场国际版，加速资本项下外币的自由兑换。这些举措必然遭到美元的阻击和围剿，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和功能还难以撼动，中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智慧、信心和耐心。上海自贸区的推出不仅打通了国际物流平台，还打通了世界范围内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互联互通平台，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影响将与日俱增、不可估量。
最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振股市信心，保持系统的互补性和互联性。
进一步做大做强上海指数期货交易所、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期货交易所四大期货交易所，优化交易流程、丰富交易品种，发挥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作用。加速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私募债、中小微企业集合债、种子基金等品种丰富的债券市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全社会的融资结构和方式，进一步减低社会融资成本，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筹资成本，增强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和流通资本的服务能力和支持作用。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必须坚决促进和呵护以股市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的全面发展，激发全民族的投资热情、创业激情和发展豪情。握着黄金、盯住美元、做好股市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间投资的主旋律。
用好财政政策拉动性作用，既要稳增长更要惠民生
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抓基础、惠民生、保稳定、固国防、利长远。因此，必须加大预算制度改革力度，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行落地，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乘数作用和放大效应。加大对教育、科研、国防、农业、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环保、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倾斜力度。
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抓基础、惠民生、保稳定、固国防、利长远。需加大对教育、科研、国防、农业、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环保、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倾斜力度。图为上海最大的棚户区--虹镇老街全景
同时要编制好中央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虽然2013年中央财政收入是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但很多地方财政的压力仍然非常大。由于土地财政的紧缩、税收贡献的降低，很多地方政府举债度日，财政变成了融资的平台，拆东墙补西墙、举新债还旧债，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存在“崩盘”的巨大隐患。
2014年初国家审计署对地方负债做了一个系统摸底，总额接近10万亿元，但人民银行、银监会各自的数据和统计口径不同，确实为中央决策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是，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必须尽快适时推出房产税，加快营改增速度，全面推进地方基础设施金融债等全新举措，进一步理顺和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结构。进一步减免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为小微企业松绑。进一步扩大中介服务社会化的公共购买力度，逐步建立起培养世界级的、有国际视野的会计评估、信用评级、投资咨询、环境评价、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挖掘产业政策导向性功能，既要抓当前更要利长远
打破垄断、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给各社会主体公平、公开、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新能源、新材料、高新技术、网络通信、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现代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主流产业是国际社会竞争的焦点和热点。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利时机，高起点规划、高规格布局，抢占先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制定规则入手，逐步历练成为国际产业和行业的主导者。
（作者单位为鞍山银行，本文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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