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图为唐德宗
两税法的实施导致钱荒爆发，民间无钱，物价自然暴跌，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大唐帝国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法制的重点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并影响到后世各个王朝的货币立法。
杨炎的一生颇为传奇，出身道德名门世家，相貌俊美且才学闻名天下，出仕为官一路升至宰相，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业。杨炎的父亲杨播是个非常有名的隐士。杨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孝行更能感天动地。父母去世后，杨炎哭坟竟然哭出来“白雀飞于天，紫芝生于地”的奇景。所以，杨炎的仕途一路亨通。尽管如此，杨炎最后却因为阴谋害死刘晏，惹得同僚众怒，不但被罢官免职，还被皇上赐死，未得善终。纵观杨炎一生，最轰轰烈烈之举，就是推行两税法引发了钱荒，大唐帝国的商品经济从此由繁盛走向衰退。
杨炎奏请实行两税法
唐德宗即位后不足三个月，就破格任命杨炎为宰相。杨炎一上任便奏请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从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至建中二年杨炎被赐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天下民财几乎被洗劫荡尽，天下百姓皆陷入削藩战争的浩劫之中。
其实，两税法的许多内容，譬如夏秋两次征税、根据贫富征钱、按照土地亩数计税等，在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杨炎所拟两税法，是在唐代宗税法改制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改革，其主要突破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二是将“量入为出”改为“量出以制入”。
过去朝廷征税，只按人丁征收粮绢实物，税额长期保持不变。唐初期实行均田制，每个人丁耕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所以按照人丁征收一定数额的粮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百姓种田织布，将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缴纳给官府，不需要采用钱币进行折算。杨炎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初期要求百姓缴纳铜钱，当年便将百姓手中的铜钱几乎洗劫一空。实行两税法之后，唐王朝统治下的百姓都需要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售，以换取纳税所需要的铜钱，结果造成产品价格迅速下跌。此后，随着朝廷对铜钱收敛力度的加大，即使产品价格下跌，市场上也找不到铜钱了。于是，朝廷只好采用“以钱计税折收粮绢”的办法，继续向百姓狂征暴敛，以支持军费开支。
白居易的《无名税》诗，对唐朝施行“两税法”税制改革的起因、发展、消亡作了相当精辟的剖析。诗文如下：“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不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图为白居易
过去朝廷收支采用“量入为出”的原则，朝廷按照人丁征收一定数额的粮绢，根据税收总量预算制订朝廷开支计划。杨炎很会忽悠，一边高呼减轻百姓负担，取消按人丁征收粮绢的定额，一边又要按照朝廷开支需要向百姓征税。此时，唐德宗正在准备发动削藩战争，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就在实行两税法的当年，朝廷就“量出以制入”地从民间征得铜钱三百亿文。唐代的经济鼎盛时期在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当时朝廷每年税收铜钱不过二十亿文，而实行两税法的当年，朝廷就从民间征收铜钱三百亿文，相当于天宝年间每年朝廷税收铜钱数量的十五倍。此外，天宝年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约为九百万户，经过安史之乱，建中元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下降至三百万户。折算下来，实行两税法时，平均每户缴纳铜钱的数量达到天宝年间平均每户缴纳铜钱数量的四十五倍。四十五倍的税赋负担加在百姓身上，且全部征收铜钱，当年便将百姓的铜钱一扫而光，钱荒从此产生。百姓有钱不敢花，藏着留待明年纳税之用；朝廷积极备战，用铜钱从国内外市场收购军用物资，余下储备主要用于发放军饷和赏赐战士。于是，市场上就很少流通铜钱了。
唐德宗发动削藩战争，耗资巨大，于是采纳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天下民财几乎被洗劫荡尽。图为唐德宗之孙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藩镇割据图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削藩战争爆发，朝廷的军队虽然连战连捷，但是耗资巨大，两税法收敛的三百亿文铜钱不过杯水车薪，在备战初期就已经用掉大半，此时需要更多的铜钱补充战争费用。开战仅仅十多个月之后，“量出以制入”的方法就已经失效，朝廷从百姓手里已经弄不出钱来了，于是转向商贾借贷。商贾们不情愿将钱借给朝廷，官员们就用大棒伺候，打得有些商人上吊自杀，终于筹得二十亿文铜钱，也仅够两月军费。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朝廷终于将商人们的铜钱搜刮干净，便采纳判度支赵赞的建议征收间架税，凡居于房内之人，每大间交两千文钱，每中间交一千文钱，每小间交五百文钱，再次筹得大约三十亿文铜钱。自此，民间铜钱被搜刮殆尽，朝廷连军饷也发不出来了。领不到军饷的军队开始哗变，京师长安被哗变的军人占领，唐德宗率群臣逃到咸阳。哗变的军人拥立朱 在长安做了大秦皇帝，唐德宗再逃至汉中。后来，唐德宗不得不布告天下，承认错误，赦免叛乱，表扬勤王的军队，终于收住了逃跑的脚步。
钱荒造成商品经济衰退
两税法的实施带来了钱荒，钱荒的出现和持续给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钱荒即为铜钱之荒，民间无钱，物价自然暴跌。百姓出售产品，却无人有钱来买，致使农商破产，百姓生活潦倒不堪。不仅如此，由于百姓手中无钱，商品交换只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这是货币经济的严重倒退，是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的严重打击。唐德宗之后，继任几代皇帝虽多次下诏钱帛兼用，绫、罗、绢、布、粟均为法定货币，但皆未能挽救商品经济的衰退。从唐德宗的军队哗变开始，大唐王朝慢慢失去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大唐帝国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钱荒还使社会财富流向特殊利益阶层，地方官吏借朝廷之名逼迫百姓以钱纳税，社会豪强趁机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相反，百姓手头无钱，朝廷只好再次改收粮绢为税，但由于物价暴跌，百姓缴纳粮绢的数量比两税法之前增加了数倍。于是，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钱荒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还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中国货币法制的重点从此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过去的一千年中，中国历代王朝货币法制的重点都是限制百姓盗铸铜钱，抑制由于铜钱过多引发的通货膨胀。唐代钱荒的爆发，使货币法制的重点转向限制百姓销毁铜钱，抑制由于铜钱过少引发的通货紧缩。为此，朝廷还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措施。譬如，开放民间采矿冶铜，以供朝廷铸造铜钱，增加铜钱的供给。再如，禁止百姓销毁铜钱铸造铜器，禁止百姓蓄钱和挟钱出境，以限制铜钱流失。唐朝关于货币法制重点的转变，影响到后世各个王朝的货币立法。到了宋代，宋王朝将抑制铜钱减少的法律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保护铜钱流通总量的法律法规。
两税法的实施带来了钱荒，钱荒的出现和持续给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以钱计税”法终于被废黜
唐德宗去世后，其子唐顺宗即位，但因风疾不能说话，只做了六个月哑巴皇帝就再次传位给太子，即唐宪宗。唐宪宗很得太宗遗风，将老爸奉为太上皇，自己集中力量消灭藩镇，并且很有一些建树，创建了类似“贞观之治”的“元和中兴”。藩镇势力不敌朝廷，只好拱手称臣。唐宪宗打仗同样需要钱，“以钱计税”的办法也就被延用，以便从百姓手里搜刮钱财物资。后来，唐宪宗因重用宦官，在宫廷斗争中被宦官刺死，朝廷迎来了下一位皇帝，便是唐穆宗。
唐穆宗即位，已是赐死杨炎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由于战争已经平息，唐穆宗就专心舞蹈和杂耍。此时，针对杨炎的两税法，又有一个姓杨的、名叫杨于陵的户部尚书出来说话。杨于陵选择的时机非常好，成功地废黜了“以钱计税”的办法，解决了百姓赋税过重的问题。自此，为患民间四十年的钱荒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的缓解。
现代学者对于唐代的钱荒，大致保持一致的看法，即承认钱荒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大家对两税法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大多持赞扬的态度，认为两税法是税收制度的一大进步。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研究税赋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量出以制入”，意在限制滥征，减轻人民负担；研究货币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展。然而，古代学者对于两税法却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两税法是唐德宗为了准备战争的无奈之举，并且使百姓陷入了长期的苦难之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历了两税法导致钱荒爆发的过程，曾赋诗诉说两税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说明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时，诗中说：“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至于两税法存在的问题，诗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关于百姓承受的苦难，诗中说：“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恶得无饥寒？”
两税法“以钱计税”，确实是我国古代税收制度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如果它没有立即导致钱荒的爆发，没有导致大唐商品经济走向衰败，它就是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税收制度。但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试想，民间市场的铜钱，一部分流出境外换得马匹和军械，一部分储藏在朝廷库府，准备战争军饷及赏赐战士，百姓手头仅余的一点铜钱也被藏起来留待来年纳税之用，正常的商品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发展，货币经济也绝对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两税法实施之后，商品经济衰退便成为注定的结局。
（石俊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精算统计专业博士，研究领域横跨金融、法律、历史。对中国货币法制史有深入研究和独立观点，著有《中国货币法制史话》、《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等；在国际金融、金融资产运作、债权保护等方面亦深有造诣，著有《国际保理》、《现代精算数学原理》、《金融危机生成机理与防范》、《商业性债权转股权法律研究》等。）
本文原标题为《杨炎与钱荒——先进的税收制度带来的商品经济衰退》，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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