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借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彼时诞生不久的美国所进行的“伟大实验”的评论,是因为托克维尔昔年的观感同本刊这些年一路跟踪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的整体观感大致相类。围绕着这个市场,似乎聚集着的都是些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很稀缺的那种“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怀疑论,没有犬儒主义,这些“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应该都有如胡适先生所说的那种“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的信念,唯其如此,方能身处这么多年不断交替着的冷清和喧嚣中,而始终保有动力与平常心,以自己的默默付出,换来这个市场的渐入佳境。
4月15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宣布,全国股转系统交易支持平台一期将于5月上线,届时将可实现挂牌公司股票的协议转让、两网及退市公司股票的集合竞价转让等功能。二期预计于8月上线,上线后,做市转让功能将正式落地,将采取传统竞争性做市商制度,即由2家以上的做市商为一家挂牌公司做市,做市商持续向市场提供买卖双向报价,并在其报价数量范围内按其报价履行成交义务。
这将标志着全国股转系统终于开始起飞,承载着中国创新型产业加速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愿景。或许,突破音障的那一刻也已经就在眼前?
对此,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副总经理高振营依然保持着审慎和冷静。这位前证券监管官员对于风险有着职业性的敏感,对稳健极为执着。听得出,作为这场“伟大实验”的组织者之一,高振营有着“实验科学家”应有的严谨和谦卑。
政策红利
《当代金融家》:很多市场服务机构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高度市场化导向、高效率、锐意进取和开放心态赞赏有加。股转系统如何定义自己的使命?
高振营:全国股转系统的使命是服务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这是国务院赋予我们的定位。原则上,对于符合这一定位的企业,不分所有制、不分行业,我们都欢迎。在实践中,考虑到这个市场的结构,符合中国经济战略转型要求的高科技企业更适合来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股转系统的制度和机制设计、信息披露要求、融资安排等,主要是从适应创新型、研究型高科技企业小额、快速、按需融资特点的角度出发,因此最适合这类企业,我们期望能够对推动国家的战略转型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当代金融家》:股转系统在挂牌企业数量、融资额、市值、交易频繁程度、流动性、是否推出更多不同板块并编制指数、以及股转公司自身的营收等方面,是否有量化指标和时间表?
高振营:关于全国股转系统的长期目标,我们不愁挂牌企业的数量。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各方对股转系统从疑惑转变为开始感兴趣,到年底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出台后,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开始实实在在投入到这一市场中来。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针对股转系统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国务院《决定》澄清了市场人士此前对全国股转系统和四板市场的混淆,有的地方股权交易所主动找到我们,寻求合作机会。PE、VC等对这个市场从观望转为实际投入,同我们加强接触;有的基金公司已经开始设计针对股转系统的产品,还有些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私募基金明确提出来要在股转系统挂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的数量还会显著增长。
但我们不以数量为目的。国务院《决定》发布后,我们更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一定要走稳,不能牺牲质来发展量。因此,我们明确,2014年是监管年,因为政策红利已经能够让我们有源源不断的企业,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加强监管,做好每一步。我们不希望这个市场突然一下狂热起来,而是希望慢热,从而让我们将基础打好。对非上市公众公司的监管体系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在搭建之中,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不能一蹴而就。如果此时我们单纯追求量,而没有相应的风险控制机制,一旦出现问题,将对市场造成永久性伤害。
我们理解有些市场参与者和社会公众对股转系统融资能力的质疑。坦率地说,在发展早期,这一市场还是一个私募市场,管理也不明确,只有证券业协会对主办券商有所监管,对挂牌企业甚至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市场对其预期不足,影响了其融资能力。但国务院《决定》颁布后,股转系统被明确为“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这根本性地改变了市场预期。体现在融资额方面,2014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大、很积极的变化,表现为:首先,企业的单次融资额在增加;其次,从企业提出融资到融资实现的速度加快;再次,投资者结构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原来的以企业原有股东为主,到现在很多PE、VC都参与进来,而且企业的内部职工也表现出对购买公司股票的极大热情。这一点令人欣慰,因为对于成长型中小企业而言,人才激励机制的建设甚至比融资更重要。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型企业的核心是团队建设,团队建设最核心的就是股权激励,而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意义即在于为企业的人才激励创造了条件;最后,下一步股转系统还会增加更多产品,如我们已经推出了优先股的规则,债券融资金额也在快速增长。
当然,对于融资额,我们同样不能搞“计划经济”。我们的任务是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使投资者敢于投资,从而使得市场具备合理的定价机制,使挂牌公司对自身价值有理性的认识,让合格的投资者和挂牌公司有效对接。在这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努力,包括举办路演、投融资对接会等。总之,我们对融资额增长前景极为乐观。
挂牌企业数量和融资额增加了,市值自然就上去了。从2013年开始,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呈整体上行趋势,说明投资者愿意给这个市场的估值更多溢价,反映市场信心的积极变化。
至于交易的频繁程度,股转系统当前确实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其背后的原因除市场预期外,主要是挂牌企业股权高度集中,交易系统未上线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样本数量少:2012年底,股转系统只有200多家挂牌企业,2013年底增长到300多家,可投资标的相对较少,导致很多大的资金,如社保、投资基金、理财产品等很难进入。
这种情况很快会改观。今年5月,我们的交易支持平台上线,实现挂牌公司股份协议转让,8月份,做市商制度将推出,下一步,编制指数和市场分层也将纳入我们的视野。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首要工作还是进一步完善制度和功能,提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未来,时机自然会成熟。
做市商制度的设计理念
《当代金融家》:从2012年全国股转系统公司挂牌开始,市场人士一直企盼做市商制度尽快推出,因为考虑到股转系统挂牌企业的特性,做市商制度被认为最有利于提升市场流动性和价格发现。为何要历时两年后,做市商制度方才推出?
高振营:交易支持平台事关重大,需要非常充分的测试组织,异常复杂,不能有任何差错,涉及海量工作量,加之做市商制度在国内尚属空白,技术上极具挑战性。事实上,我们也是开始做起来后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有些市场观察人士会觉得我们的步伐还不够快,但相比于境内外其他交易所交易系统的开发周期,我们已经很快了。
《当代金融家》: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对券商从事做市业务有何资质要求?
高振营:我们在制定做市商管理办法,其主要目的不是资格审核,而是对做市商应具备的的技术条件、制度安排,风险控制、专业人员等作出规范。此外,按照证监会有关规定,券商必须具备自营业务资格才能从事做市业务。券商向股转公司报备后,方能开设专用证券账户和交易单元,并纳入系统监控,其主要目的是保证券商的技术系统符合股转系统的要求。
《当代金融家》:此次全国股转系统选择传统竞争性做市商制度,而非当前成熟经济体常见的、此前也为国内一些市场人士所建议的混合型做市商制度。为何如此选择?
高振营:之所以选择传统竞争性做市商模式,是因为我们既要考虑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市场效率,以及对投资者的公平、公正,同时也必须考虑做市商的积极性。做市商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为此承担风险,必须得到风险补偿,否则就没有动力履行做市职责;而市场具备了充分的流动性,定价功能将提高,这从根本上有利于投资者。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平衡型的机制性安排。股转系统公司对做市商初始的股份数量要求、报价时间要求和价差要求,以及交易系统自动匹配,而不是做市商点选,初衷都是拿捏好综合利益平衡,对做市商既有所鼓励,也有所约束,从而使各类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得到兼顾,同时切实达到提升市场流动性的目的。当然,目前拟议中的制度带有尝试性质,未来我们将根据实际运营情况随时调整。
在考虑制定做市商制度时,我们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也广泛征询了券商的意见。但我们的做市商制度属国内首创,既无本土先例可循,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也无法照搬,因为市场的法制环境、发展阶段完全不同。以纳斯达克为例,过渡到混合做市商后,做市商制度已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只有在无人报价、没有流动性时才出来应付一下,此项业务也已无法给券商带来可观收益,对券商的吸引力锐减,比如高盛的做市部门曾一度多达二三百名员工,但在实行混合做市商制度后,一路锐减到寥寥数人。
因此,在市场发展初期,为充分鼓励券商从事做市业务,提高流动性,传统做市商制度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毕竟纳斯达克在1997年过渡到混合做市商制度时,已经历经了20多年的发展,流动性基本上已经不是问题了。
创新 包容 高效
《当代金融家》:自身作为一家年轻的、创新型机构,全国股转系统公司正在积极营造什么样的团队精神和企业文化?
高振营:作为一家年轻的机构,全国股转系统公司致力于营造包容、创新、高效的企业文化。创立伊始,我们即要求员工具备专业化服务意识,市场参与者,如券商,也认可我们这个市场很接地气,服务和沟通渠道异常顺畅,而且我们能够从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监管安排。当然我们始终坚持监管的原则,但绝非冷冰冰地脱离实际。杨晓嘉董事长、谢庚总经理和公司管理层对此异常重视,比如在当前的这一轮人才招聘中,我们不仅关注应聘者的知识结构,也关注其个性特征,希望应聘者性格稳重,有服务意识。你能感觉到,公司没什么机关习气,而是自上而下都将自己定位为市场服务机构。在外界看来,作为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我们似乎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以自行备案审查、决定挂牌,但我们始终并未将其视为权力,而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务求通过我们高效的服务,让挂牌企业和投资者都能在这一市场中各得其所。
公司每推出一项新制度,都要由相关负责部门向公司全体员工讲解。之所以建立这样的机制,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在很多机构内部不同部门间存在着信息隔离,一个部门制订的制度只有该部门了解,而其他部门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更无机制促成跨部门的沟通和分享。我们要求,一个新制度出台时,该制度的起草人员和分管领导要向公司全体员工系统地介绍制度起草的背景、对主要问题的考虑和安排、以及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这样的好处在于,员工对公司制度的理解得以加深,从而统一理念、达成共识,提高全员服务意识,形成团队精神。
《当代金融家》:当前公司的人力资源构成如何?您如何描述您的团队?
高振营:预计到2014年底,我们的员工队伍将突破200人。我们的员工队伍极为多元,来自监管部门、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还有海外归国的人才和应届毕业生。
即便如此,这一市场的快速发展,还是让我们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人力资源瓶颈。我们需要更多既懂交易所业务、又精通IT的高端技术人才,需要交易方面的人才,需要从事产品创新研发的人才,作为自律监管机构,还需要监管人才。尤为具有挑战性的是,我们所从事的是初创型的工作,很多时候无法从市场找到现成的人才,需要自己培养。
我们最看重员工的若干基本素质,如钻研精神和创新的动力。我们的团队高度敬业,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下,累并快乐着,因为我们坚信,我们拥有如此之好的政策环境,拥有如此之大的投资者群体和挂牌企业群体,拥有社会各方的支持,加上我们的努力,这个市场真的充满希望。
更关键的是,中国需要这样一个市场。我们唯愿以自己的探索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贡献我们的才智,为资本市场的改革贡献我们的经验--这是让我们最感荣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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